国际上的垄断：出身不同 结局各异

　　垄断分为自然垄断、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

　　前苏联政权的颠覆，宣判了极端制度性垄断的死刑，其他效仿前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越南，为了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加快了市场化进程，但是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必须先破除伴随政治制度而生的制度性垄断，只有将行政干预造成的制度性垄断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减少到最低，才能够通过发展经济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

　　与之对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基于财产私有的社会背景，也有垄断，不过，这些垄断是自由竞争中出现的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

　　这些国家发展的实践证明，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只要不对市场公平性构成威胁，就能为国家和社会所认可，并在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下自我调节，从而释放经济活力，增强国力，造福百姓，实现社会和谐。

　　美 国：鲜明的自由精神与反垄断传统

　　美国反垄断的英格兰血统

　　1776年的马里兰州宪法规定：“垄断是可憎的，与自由政府的精神相抵触……应当予以避免。”其他几个州的宪法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这种意识根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代的反抗垄断专利权的斗争。专利权为国王授予，但一经出世就立即遭到公众的反对。伊丽莎白一世时的一个议员毫不含糊地指出：“我难以想象到这些垄断特权给城市和乡村带来的痛苦；它的实质是将大众的利润转移到私人手中，带来的将是民众的破产和被奴役。”对垄断权利的反对意见使得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得不作出反应，表示一些垄断特权“将被取消，另一些将被暂停，而不会予以实施。要根据法律和人民的利益对垄断专利权进行考察。”

　　在当时刚刚摆脱了中世纪黑暗历史的社会中，对工商业阶层的利益越来越关注，如果授予社会中某些成员垄断权利，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如果无端地授予某人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的垄断权，将会突然剥夺许多人赖以生存的手段。女王通常可以在出售特许权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正如英国记者威廉·布莱克斯顿所下的定义，“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限制民众过去原本拥有的生产或贸易自由。”直到300年后，现代美国的反垄断者仍然在法庭上引用当年女王的评论来反对内战后迅速发展壮大的工业联合体。

　　对垄断的憎恨根深蒂固地扎根于英国政治思想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演变成为对君主制度的极端不信任。17世纪英国的共和与民主思想对美国联邦宪法和联邦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约翰·亚当斯热心于政治思想并坚定地支持在美国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约翰·洛克的著述不仅仅为起草美国联邦宪法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而且也有助于抵消诸如托马斯·霍布斯之流的激进思想的影响。

　　维护自由竞争

　　美国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私有制，继承了英国自由竞争至上的衣钵。美国垄断和反垄断，就是一部反对特权(这些特权可能是来自行政上的特许权，也可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力)，保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历史。美国垄断形成的历史也是美国经济和工业实力、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混合发展的历史，这一历史仅仅只有125年，从杰伊·古尔德的时代到铁路时代，再到今天的计算机软件工业时代。在它相对短暂的历史中，垄断成为第一号的经济公敌。垄断显示的悖论是简单的，为了生产更多的商品，企业变得越来越大，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应用，生产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一旦这样的情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该给律师打电话了。因为这离垄断的指控已经不远。

　　反对垄断的情绪在新生的共和国内同样强烈。

　　对垄断的恐惧和对垄断者的恐惧并不一定相同，内战前两者区别明显。最初，垄断和政府权利，新兴国家组织相联系，但内战后问题变得更复杂，因为垄断者开始引人注目。企业家在没有政府或国王的干预下大获成功，同样没有政治手段可以用来削弱他们的个人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专揭丑闻的新闻记者将垄断者和他们令人生畏的创造予以曝光，吸引公众注意力转向美国前所未有的新方向。

　　要定义垄断是比较困难的。早在工业革命前期，美国就从英国的普通法中继承了强大的反垄断传统。内战之后，商业发展更为迅猛。商业天才孕育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控股公司的前身。所谓托拉斯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公司，它以“信托”的形式持有其他股东的股份，在当时这被人们视为垄断。立即招来了各州和联邦政府的反对热潮。国会反应迅速，在托拉斯问世不久就通过了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即反托拉斯法)。

　　以美国铁路为例，早期的铁路管制最多能被称为是粗略的管制，但内战后铁路的费率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尤其是对美国的农民而言更是如此。1867年，一位名叫奥利弗·赫德森·凯利的前农业部职员在明尼苏达州发起了格朗杰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铁路运输的过高标准，他们认为这对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构成了伤害。格朗杰运动很快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7年的时间里，格朗杰拥有了超过2万个地方分布，将近100万成员。格朗杰运动的政治要求是坚决反垄断，除了铁路改革要求外，他们还强烈要求制定反垄断的立法，开征个人所得税。

　　正如在铁路运输业中发生的一样，这类产业可以称为“自然性垄断”性产业，对工业革命有着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但对他的管制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另外一种类型的垄断是政府施加的，这在20世纪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反垄断精神的法律实践

　　在美国，联邦性的反垄断法律数目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反垄断诉讼都是根据《谢尔曼法案》或者《克莱顿法案》进行的。也有一些数十年前通过的法律，尽管都不是反垄断法，但用它们来拆散垄断却非常有效。《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银行控股公司法案》等法律在拆散金融垄断体和公用事业垄断体方面要远比专门的反垄断法有效得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罗斯福新政的理念仍然当道，因为高等法院法官和国会议员们的职业生涯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其结果是许多30年代初次使用的观念后来又复活了。1935年，国会用死刑条款来禁止大型公用事业企业(特别是那些由J·P·摩根控制的企业)扩张。它规定一个公用事业企业最多只能拥有一个运营系统。这一法律有效地限制了巨型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跨州的扩张，其效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项法律以同样的思路禁止银行跨越州界，这一法律直到90年代才被解除。罗斯福新政的理念以这种或者那种法律的形式存在了很多年，但这些法律的外衣下其实就是美国的反垄断精神。2005年，美国政府起诉微软公司，指责微软企图通过软件捆绑销售的方式来占有市场，扼杀网景，这一案例就是美国反垄断传统的最新实践。

　　本文摘编自《美国垄断史》([美]查里斯·R·吉斯特著)

　　案例：AT&T公司的三次拆分

　　1878年，即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了电话以后的第二年，就有了世界上第一个电话公司，一直到1913年，它都是垄断经营，那时候没有自然垄断和网络垄断的问题，而是一种专利权经营。它的专利权是17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形成1000多家小的公司。这些小公司很小，也许就是在城市的边缘，就是一个居民区，搞几个话务员，用人工的办法接电话，也算一个小公司，这样的公司也有1000多家；还有铁道部门，内部有一些网络，也想经营电信业。还有一些制造商，如IBM也想经营电信业，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状告AT＆T，这种情况下AT＆T到1983年一分为八，分解成一家“长线”公司，继承AT＆T牌子，同时把本地电话公司，分成了七个“小贝尔”(AT＆T的别称还是贝尔公司)。这七家互相独立，形成这么一种打散竞争的局面。这是第一次AT＆T的分解。

　　1995年，AT＆T自己又主动地一分为三，就是除了那八家之外，他剩的“长线部”还有一个贝尔实验室，这时候把贝尔实验室分出去了，同时还分出去一家计算机公司。

　　2000年10月25日，该公司又宣布一分为四。把移动通讯公司独立出去，有线电视公司又独立出去，同时长途电话领域里也进行了一分为二，一个是普通用户公司，一个是商业用户公司，但这四个公司分开以后，还允许挂AT＆T的牌子，只是无线公司和宽带公司可以独立上市。

　　(信息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

　　法 国：

　　在垄断与自由间徘徊

　　法国的国有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政府长期推行国有化政策的结果。法国的国有企业持续时间很长，1945年1月到1948年6月，法国政府首先将雷诺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此后又将煤炭工业和铁路运输业收归国有，同时对电力工业实行国有化，控制了电力生产能力的90%。法兰西航空公司也于1948年6月被收归国有。其间还建立了全国煤炭局、国家铁路局、国家宇航公司和法兰西电力公司等经营管理机构。此外，法国政府于1946年1月对四大银行(法兰西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和里昂信贷银行)以及34家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实行了国有化。

　　1981年密特朗执政伊始，进一步扩大国有化规模，又对5个大工业集团、2家金融公司以及存款10亿法郎以上的36家私人银行实行了国有化。这些工业集团和金融机构都是本部门位居前列的大垄断企业，在国内以至国际上都有较大影响，如贝西纳.犹乔纳.库尔曼公司是法国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中最大的垄断企业；国有化的法国巴黎荷兰金融公司，在国内外设有分支816个，存款总额为85.5亿美元。至1990年，国家直接控制和国家控股50%以上的国有企业2268家，其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为108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投资额占全国的27.5%,出口额占25%。

　　数量众多的国有企业无疑使法国的发展陷入缺乏竞争活力的窘景，而经济学家开出的改革良方又无不指向私有化。

　　以铁路为例，法国于1937年对全国铁路实施国有化。多年来，因机构臃肿、职工福利负担沉重等原因，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运营艰难，民众要求将该部门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工会的强大却日益成为铁路私有化的巨大障碍。铁路部门是法国罢工次数最多的行业之一，法国国营铁路公司一天罢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2000万欧元。法国政府虽于2003年3月决定向国内私营企业和国外运营商逐步开放铁路运营市场，但每每在工会组织的压力下，难以真正实施私有化步伐。

　　2005年6月，一列私营列车满载货物从法国迪尼市开往德国扎勒市。它的出现改变了法国铁路运输业1970年以来一直被国营铁路公司垄断的历史。该公司总裁斯特凡·里夏尔指出，虽然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连年亏损，但铁路运输市场年运费收入高达20亿欧元，私营铁路运输企业的前景一片光明。法国是欧洲铁路货运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铁路货运量占全国总货运量的17%。

　　由于遭到300多名法国国营铁路职工的阻拦，这列私营列车到达目的地时晚点4小时。以法国总工会为首的4家工会组织认为，“科聂科斯”公司的出现使法国铁路系统面临私有化威胁，法国铁路工人的权益将因铁路私有化而受到损害。现在，法国铁路的私有化进程不能断言已经停止，尽管工人在工会组织下尽力开展与政府铁路私有化的斗争，但结局如何还有待观察。

　　前苏联：

　　极端制度性垄断的缔造与终结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研究中心研究员林跃勤

　　苏联十月革命后通过农庄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制度性垄断体制的极端模式。由于所有制高度集中导致经济高度垄断，进而导致经济高度僵化和低效率运转，权贵阶层与普通民众分化严重。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其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越来越脱节，最后产生巨大社会反弹。苏共27大后，戈尔巴乔夫倡导民主化、公开化新思维无异给长期来形成的高度僵化政治集权、权贵垄断下的经济社会局势撕开了一个口子，备受压抑的求变思潮立即像火山一样爆发。

　　记者：苏联的制度性垄断模式可能在上个世纪最具典型意义，随着东方阵营的建立，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垄断和集中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请谈谈苏联垄断的历史成因、后果和社会矛盾。

　　林跃勤：前苏联思想理论界长期囿于马克思主义教条，片面强调大而全、大而公、公而好的指导思想，不断追求经济主体的公有化水平提高和纯之又纯的所有制结构体系，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到1936年底，公有制成分在苏联生产资料总额中的比重达98.7%(工业99.95%，农业96.3%)，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分别为99.8%和97.7%，在商业零售额中占100%、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99.1%，工业中的非公有制成分只剩下少数租让给外国经营者的企业和边远地区小城镇的手工业作坊等，而在农业领域则只剩下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然而，全盘国有化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实际上，小私营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比国有经济高出3-4倍。从30年代起，苏联经济国有化程度不断提高，如固定基金中国有成分从1970年的86%上升到1990年的91%。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其他所有制成分严重萎缩，违背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客观经济规律要求，抑制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效率提高。

　　在苏联，像能源、军工、外贸这样的高度垄断部门，福利待遇比其他行业高出2-4倍，与其他行业出现反差，部门间的差距很大，同时，地区间的反差也是一个特点，比如有油田的地区，工人工资比其他地区高好几倍。由于垄断造成的阶层分化和区域差距，导致经济低效率，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

　　经济高度垄断和结构扭曲的加剧导致苏联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并反过来导致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逆转地下降，使前苏联经济从高速增长陷入减速、停滞到危机的螺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拉大，如前苏联国民收入从1975年占美国的67%下降到1988年的64%和1990年的39.6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PPP方法计算)。相应地，苏联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8.8%下降到1970的8%、1980的7%和1990年的5.5%，在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从1960年的第2位下降到1990年的第12位。

　　记者：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在高度垄断的经济模式下，前苏联经济面临僵化和风险积累的巨大危险，前苏联领导人有没有做过改革或者调整的尝试，结局如何，有什么值得思考的教训？

　　林跃勤：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尝试着进行提高经济活力的改革，一方面是农业改革，再就是进行地区重组，将部门权力下放到地区和企业，改“条条”控制为“块快”控制，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等办法增加对企业的物质激励，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赫鲁晓夫可以称为前苏联的改革者。但赫鲁晓夫这个人情绪化重，改革随意性大，缺乏周密、细致的全局性的改革思维，他可以称为改革家，但称不上是设计师。最后难免陷入失败，但其改革的尝试对于启动苏联改革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如勃列日涅夫虽然取代了其政治地位，但依然继续了其改革，如催生了1966年新经济体制的诞生。

　　“新经济体制”改革在减少计划指标数量，减少对下级经济部门的具体业务干预，以及促进经济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扩大物质刺激等方面，都直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尽管前苏联试图在体制上进行调整，但始终受权贵精英垄断集团的阻扰。

　　自1966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体制”并未真正触动企业产权制度，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和国有企业依然为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公仆”经理所掌握、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局面几乎没有变化，企业无法成为真正独立核算的经营者，职工也无法成为企业利益的真正的关心者和监督者。生产积极性缺乏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如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从 1966-1970年期间的6.8%下降到1976-1980年期间的3.2%。1975年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其中工业为55%，农业为20%-25%。官僚垄断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并阻扰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70年代苏联官僚机构呈“双倍”膨胀，国家部委机构多达100余个，整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达2000万人。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记者弗雷德·威尔经过研究发现，苏联党-国精英分利阶层为了维护钱权合一所带来的垄断利益，想办法遏制下层变革意愿，阻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迫使政府按照维持自己既得利益并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部门和区域来分配资源，使许多按照提高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原则制定出来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文件往往停在纸上而无法付诸实施。

　　集中和垄断是与短缺经济相联系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制度性垄断又会催生制度性腐败。由于信息缺失和信息不对称，在苏联，包括党的书记、国有企业领导在内的特权阶层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搞到紧俏商品，形成二元结构和社会分化。苏联群众曾戏称，官员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生活。这就是制度通病！

　　记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面临尚未作出重大变革的垄断经济体制的难题，俄罗斯领导人在破除垄断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效果如何？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前景，您如何评估？

　　林跃勤：苏联解体后，在具备宪政基础的条件下，俄罗斯继续了苏联尚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任务。转型以来的俄罗斯致力于建设小政府，大大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减少政府经济直接投资规模，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完善公共财政建设。同时，俄政府大力推动政府创新。加快电子政府建设，2001年7月5日通过的《2002—2010年电子俄罗斯》联邦纲要，提出了加快包括建设“电子政府”在内的信息化建设的战略对策。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在2003年压缩了20多个部委机构和大量裁减政府工作人员之后，2005年再次裁减了30%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推进政府微小化、透明化、高效化，彻底改变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企业经营活动长期稳定。此外，完善司法制度和执法机制，如90年代就通过了反垄断法，成立了反垄断部(后改为总统直属反垄断委员会)。普京上台之后，大力整顿法律秩序和打击贪污腐败，俄罗斯通过驱逐别列佐夫斯基、通缉古辛斯基、将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伊科夫斯基判罪等行动打击了寡头气焰，使法制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经营环境大为改观。

　　记者：与前苏联——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似乎更加稳妥的道路，二者各有何利弊，改革成本如何评价？

　　林跃勤：俄罗斯休克式疗法的转型，尽管阵痛剧烈，短期转型成本较高，但可能赢得时间红利。苏联体制的崩溃，为俄罗斯与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和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宪政基础。在实现了从衰退到复苏的转折之后，俄罗斯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增长转型的拐点。这次，是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及其大量出口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拉动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完善和技术创新的内涵式可持续增长。这种转变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增长本身。目前，俄罗斯正在为争取保持较快增长基础上实现增长转型的道路上迈进。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列车高速前进的引擎，但是，近年，经济高速增长淡化了深化改革的动力。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各种垄断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进程的阻扰很大，与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相悖，如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去，则很可能使未来转型成本加大，因为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改革和转型所要付出的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即转型是有时间价值的。要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完善，而市场经济的建立，除了加快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垄断、推动公平竞争，别无选择！

　　本刊记者：文铮、赵丽娜

　　越 南：

　　渐入尾声的“豪门盛宴”

　　随着越南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改革仅从经济层面已很难深入，制度性垄断形成的社会痼疾已经对越南的国家制度提出了挑战

　　2005年6月，越南国防部向政府总理提交一份文件，“状告”国营越南

邮政电讯总公司(VNPT)垄断经营，5年多来一直没有向国防部下属军队电讯公司(Viettel)提供联网服务，致使Viettel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何胜说，VNPT只是众多垄断公司的一个，但透过上述事例也可窥见越南

垄断行业现状之一斑。

　　据何胜透露，当前越国内腐败现象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和趋势，那就是权力部门的官员与垄断行业的企业“联手合作”，官员和黑社会为垄断企业“保驾护航”，三者组成“魔鬼联盟”，依靠垄断经营谋取暴利。

　　2005年5月，越共前总书记黎可漂也曾就此发表感慨说：“权钱相互勾结，权可以带来钱，钱通过权可以带来更多的钱，甚至还会带来权。有钱人依附有权人，依附到一定程度有钱人将可以掌控有权人。”。这位老一辈越南革命家还 一针见血地指出，“权钱交易正在向党内和国家机构内迅速蔓延”，并形象比喻道：“就像癌症在躯体内扩散一样。”

　　何胜认为，垄断行业是越南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垄断公司的内部领导和管理层腐败现象非常普遍，最近曝光的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几乎都涉及国家垄断公司，其背后都有权钱交易的黑幕。

　　2004年10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发出2004年第45号指示，提出深化国企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方向。这是越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就国企改革问题发出专门指示，凸显越南加大国企改革力度的决心，也标志着越南国企改革步入了关键的攻坚阶段。其实在同年9月，越南国家石油公司(Petrovietnam)就表示，该公司计划在次年将包括一个油轮公司和两个钻井公司在内的共三个业务部门私有化。负责公司液化石油气和石油产品油轮运输的Petroleum Technical Services Co.及两家钻井公司Drilling Mud Co. 和 Drilling Well Services Co.将完成私有化。

　　随着越南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改革仅从经济层面已很难深入，制度性垄断形成的社会痼疾已经对越南的国家制度提出了挑战，越南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仅靠行政办法无法控制住垄断和腐败的蔓延趋势，不突破制度瓶颈，制度性垄断的癌细胞将在社会肌体迅速扩散。

　　2006年6月24日，距离任期结束尚有一年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总理潘文凯和国会主席阮文安同时向越南国会递交辞呈。2006年6月26日，在越南河内的巴亭会堂，河内市委书记、越共中央理论界权威理论家阮富仲成为越南新的国会主席。次日下午，与总理候选人阮晋勇同为改革派主将的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接替保守的陈德良当选国家主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东南亚问题专家何胜认为，这一变化意味着越南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预示着越南领导层的新老更替将更加规律化稳定化。

　　阮富仲出任国会主席，将有助于提升国会在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强化其立法角色。

　　在越共“十大”召开之前，越共就将政治报告草案全文公开，请人民对草案提意见。那份报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报告草案中，越南共产党没有列出下一步改革的具体措施，却不讳言其在领导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草案重点谈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存在的问题，像国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作为对党起重要监督作用的祖国阵线、人民团体现在还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长”，政治体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领域思想僵化，民主规则被破坏等等。

　　作者：罗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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