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增长与强制增长

　　秋风

　　什么是自然增长

　　由印度与中国的比较，可以引入“自然增长”与“强制增长”的概念。大体可以说，印度所经历的是一种自然增长，而中国所经历的是一种强制增长。将二者区别开来的，乃是政府在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使用“自然”一词，就会卷入到哲学史上最复杂、最繁琐的论辩中，从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到亚里士多德，经过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再到近代哲学，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自然”，并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自然”。这远远超出了笔者的把握能力。这里，笔者只引述亚当·斯密在讨论政府的恰当职能之前所说的一段经典论述，作为理解自然增长的钥匙：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斯密的意思非常清楚：即使没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需要什么产业政策，政府只要提供保护私人产权、合同执行等基本的制度框架，并提供某些必要的公共品，则经济本身就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是最完美的增长。

　　这是因为，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内在地具有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第一，人们普遍地具有追求财富、改变自身境遇的内驱力，它会激发出人们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形成知识创新活动——不光是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默会知识”。第二，社会自然的分工体系会扩散这些知识，会推动知识与劳动分工的深化、细化，自然地推动贸易范围扩大，增加机会，改进效率。由此形成的经济增长就是“自然增长”。有些学者称这种增长为“斯密型增长”。

　　这种自然增长当然并不意味着排除人为因素。自然的增长并不排斥政府的恰当职能。在上述亚当·斯密的那段话的后半段，谈论的就是政府应当履行的三项基本职能。

　　历史可以给人一个更进一步的启示。以法律之治、有限政府为核心的现代宪政制度在英国的第一次确立，对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斯密的工作是论证，应当依据商业社会的需要对政府进行某种改造，确立“自然的自由制度”。但在逻辑上，政府的改造其实应当发生在商业社会、发生在市场制度形成之前。英国的历史也正是这样的：先有普通法下的法治及普通法宪政主义，然后才有现代市场。正是在普通法的法治与宪政的框架内，现代公司制度、

　　可以说，没有国家或没有政府，就没有市场，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但是，这里的国家，乃是相当严格地依照其自然的性质而发挥其作用的。国家并不直接追求增长，而致力于追求正义，以保障个人的自然的自由为其主要目标。但这种努力却能带来了一个良好的非意图后果：经济获得了平稳增长的基础。由此得到的增长是自然的，并不是说国家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发挥了一种背景性作用和支持性作用。

　　自然增长未必是低速增长

　　在哲学传统中，不管是在亚里士多德，还是在托马斯·阿奎那，或者是在格老秀斯、卢梭，都承认“自然的”是好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经济都处于自然增长状态。但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强制增长。几乎所有人本能地都是重商主义者，人们认为，政府必须对经济增长承担责任，政府采取直接措施实现经济增长，比如政府投资、产业政策，乃是必要、正当的且必不可少的。因为，据说，国家动员资源、直接介入经济增长，乃是实现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跃迁、或者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唯一可行之路。

　　某些国家一定时期的强制型增长表现，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绩效就曾经让萨缪尔森教授心醉神迷，他的那本久负盛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苏联经济增长表现的描述就非常有趣。在1961年出版的第5版中，萨缪尔森虽对苏联的统计数据有所怀疑，但依然表示，经济学家们“似乎一致认为，苏联最近的增长率要比美国的增长率每年高出一个百分点”，虽然比(当时的)西德、日本等国要低一些。从第5版到11版都有一张图，显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并且有可能最终消失。到第12版取消了这张图，而代之以一张表，显示在1928年到1983年，苏联实现了年均4.9%的惊人增长，要高于美国、甚至高于德国和日本。到了第13版，萨缪尔森则宣布，“苏联经济证明了，与早些时候的悲观主义者的想法相反，社会主义的指令经济能够运转，甚至能够繁荣昌盛。”但从1992年的第14版以后，萨缪尔森的说法就变了，他承认计划经济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不过，在第16版中，萨缪尔森却仍然坚持，“指令经济有能力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指令经济，或者说国家直接介入的强制增长模式，确实能够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在某一限定时期内。但这决不等于说，只有强制型增长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事实恰恰相反，自然增长未必是低速度的增长，有时完全可以是高速增长。

　　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增长，从1870-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8.1倍。从1950年到1973年，日本的年均增长达到高得多的9.29%。当然，日本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但相比于计划经济，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要小得多。

　　同样，目前印度所经历的也是一种相对自然的增长。受到民主与法治的约束，印度政府直接介入经济过程的程度较低，其增长更多来自于政府放松管制之后企业家的创新，来自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来自中产阶级的消费。但近些年来，印度的增长率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两年在7%-8%。可见，强政府主导的强制型增长并非唯一可行的赶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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