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丑化论看医疗改革的挑战

　　邢少文

　　日前，广州市卫生局出台的一项《新闻媒体管理规定》(下称《规定》)引来了外界的强烈质疑，在该《规定》中，提出“市属医院接受媒体采访，须提前两天报请卫生局批准”。

　　《规定》公布伊始，广州市卫生局负责人对外解释出台这一《规定》的原因是：有些医务工作者“不是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发表意见，把我们的正常医疗秩序搞乱了”，并称这是一项内部管理规定。

　　面对质疑，该市卫生局领导后来改口称：“这一《规定》只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不针对日常的新闻报道。”

　　联系在近期

卫生部的两次新闻通报会上，新闻发言人委婉地批评媒体“丑化医院”，可能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言论，其中折射出来的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在对待外界批评时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公开透明，勿论是“日常报道”，还是所谓“突发公共事件”，这样的道理，大概多数人都知道。从“医患紧张”到“医媒紧张”，在过去一年多笔者的采访经历中，体会颇深。一是采访大型公立医院管理者以及卫生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困难，二是采访过程中部分医务工作者对“公共利益”看法的分歧。

　　对于媒体屡屡报道的红包、回扣、大检查现象，在医生群体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抵触情绪。在医改讨论最为激烈、媒体批评也最为激烈的2005年，这种情绪一度达到了高峰。

　　而医院趋利化，管理混乱的延伸解读，则是对卫生部门的管理不到位，改革公立医院垄断利益作祟的批评，对此，卫生部门亦并非没有压力和怨言。

　　事实上，在

医疗改革推行的过程中，有两种心态是普遍存在的：公立医院对改革的抗拒，作为非企事业单位的公立医院，垄断者的优势心理丝毫未减。另一种心态则是怨言四起，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医患紧张、医院腐败的根源完全推给制度、推给社会。

　　这种“罪不在己”的心态，在卫生系统里可以说从上上下下都存在。在前一种心态引导下，行为封闭，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保持着一种傲慢态度，这种心态在

垄断行业普遍存在。在后一种心态主导下，医院方面认为收取红包、回扣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和行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亦默认这种行为的存在，承认其“一定的合理性”。而当这种对公共医疗“价值观”的理解与媒体所持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就可能变成一种对抗。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心态的存在也成为阻碍改革进展的一大重要原因。媒体的批评与监督的目标是“规范秩序”，如果将“秩序混乱”的原因怪罪于媒体，无异于本末倒置，推卸责任。对舆论监督的躲避、控制、“净化”，实际上反映了卫生系统对民意的一种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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