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收入改革的核心是完善公民的权利体系

　　苏振华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分配改革会成为政府的一项中心任务。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政策思路不清晰、具体的政策举措不抓住问题的要害，有可能导致在操作层面上改革目标很难实现。

　　如果仅仅是将收入分配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加工资、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一下小修小补，则是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误读。从收入分配改革的有关信息来看，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被混为一谈了，一个是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正常情况下，居民获得收入有两个渠道：其一，在市场上，居民出售自己的资产或劳动获得收入；其二，居民获得一些来自政府的补贴性收入。前者是市场行为，后者是政府行为。当这两个层面的收入分配渠道畅通时，“收入分配”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提及“收入分配制度”需要改革，必定是这两个渠道或者至少是后一个渠道出现了问题，而改革的途径也就立足于两个层面制度的完善。

　　居民在市场上出让自己的资产或劳动力获得收入，交易的实质是居民的“权利”，由此又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则。市场交易是一种竞争，居民争相将自己的“权利”出让给出价最高的买家，这种竞争会造成居民收入获取上的差距、会形成作为竞争结果上的“贫富差距”。但是，只要居民的交易行为是遵循市场规则，进行公平权利交易，由此形成的“贫富差距”被认为是合理的。

　　当然，对于正常市场交易形成的“贫富差距”，社会公众会通过某种形式形成一种“共识”，比如对于市场竞争失败的赤贫者，政府会通过公共财政体系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这就是建立所谓的“社会保障体系”，其目的是让赤贫者也能享有一定水准的生活水平。在现代社会，建立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被视为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

　　在完善第一个环节中，问题无非是两点：居民是否有拥有平等的“权利”，市场交易规则是否健全。在第二个环节上，当今世界所有负责任的政府，均已建立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上述两个环节上都存在不完善之处，居民权利和公正的市场规则、社会福利体系都存在缺失。比如现行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这些都使农村人不能够像城里人那样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也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得到更高、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其实质是农村人“权利”的丧失。

　　在一些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水平过低，可以通过加薪的办法。可是，针对农民工收入过低这一事实，政府根本不可能强行命令资方给农民工加薪，最多只能采取饱受争议的提高最低工资这一措施。

　　怎么解决农民工收入过低的问题？办法只能是认同并保护农民工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其一，在劳动力市场上，允许农民工自由迁徙，不得对农民工的迁徙设置任何歧视性政策限制，鼓励农民工组织——工会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其二，在源头上让农民工获得与城里人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如果说生存权是毋庸置疑的最现实的人权利，则为了保障生存权的落实，则必须让个体拥有一定的生存能力，这体现在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自由迁徙、自由集体谈判、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这并不是什么鼓励懒汉的现代“福利病”，而是各国的普遍共识，只要上述权利得到落实，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自然会获得提高。

　　针对另一个极端，垄断性行业享有过高的收入水平，本质上也是这些行业拥有了不当权利，这一环节上的收入分配体系改革依然应当是从调整权利体系、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入手。

　　市场化交易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其实质是完善公民的权利体系。唯有落实公民之基本权利，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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