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反倾销需要扶强铲弱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有如连环夹击。在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对中国出口聚酯短纤反倾销调查的立案公告后不久(这意味着要裁断是否向中国企业征收平均高达101.52%的反倾销税)，近日欧盟对我国鞋业再次实施反倾销，对1.4亿双/年的配额外皮鞋征收高达23%的反倾销税。欧盟“特保”大棒越发成熟。

　　更可怕的一种趋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是“仇视”中国式自由贸易的成长性力量。这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反倾销立案比例，已经快速上升到所有案件的40%。而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倾销立案数量比例已经从1980年代的97%降低到目前的60%。

　　截至2005年6月底，世界其他国家对华反倾销指控累计已达631起。今年6月份我国贸易顺差又创出单月新高145亿美元，这使得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贸易顺差高达614.5亿美元。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威尔·马丁坦率地声称，中国有70%的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攻击，作为全球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国，中国在未来的10-15年内将持续面临非常严重的反倾销威胁。讽刺的是，巴西和阿根廷尽管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却是对华反倾销运动的狂热者。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立案居世贸组织成员之首。

　　Bruce A. Blonigen论证了，无论从任何时点看，发展中国家对反倾销的热衷都远远高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而欧盟吸引了一些欧洲穷国之后，变得异常保守和贪婪。亚当·斯密所提倡的自由贸易伟大思想被善于算计、以邻为壑(假惺惺地保护本国产业)的李斯特主义取代。

　　当世贸组织(当时的前身还是关税总协定)在东京回合谈判后，把反倾销权力下放到各国，使得各国可以依据所谓的“推定成本”判定倾销是否成立。就像著名的国际贸易专家 Thomas J. Prusa所说的，“几乎所有的国际间贸易都涉嫌倾销”。无休止的反倾销成为21世纪最荒谬的景象之一。而在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丛林世界”里，不能排斥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中国商务部正计划在8月出台《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规定》，力图用国家主义的力量来控制微观企业的非理性竞价行为。但问题在于，这项严厉的规定可能会陷入虚无的境地，本国的出口企业不会向商务部提起对本国另外一家企业的起诉。就像此前的《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所遭遇的命运那样。中国出口企业竞争有点类似于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每个主体都在用最低的定价策略奋力搏杀。

　　Dobrin R. Kolev和Thomas J. Prusa认为，国际间的反倾销是一个不完全信息模型，进口国并不知道出口国企业真实的成本信息，

反倾销税的大小其实并非来自考察“标准成本”和“进口成本”之间的差异，而是来自国内要求保护的压力大小。反倾销不是成本计算式，而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计算式。另外，反倾销国也是有约束条件的，愣头青式的反倾销会降低本国的消费者剩余，恶化其福利水平。所以向倾销方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在于，让本国的消费者剩余、本国厂商的一般利润(包括维护本国就业带来的政治性收益)以及反倾销税收入这三者之和，能够实现最大化。

　　所以，商务部的最优策略不是预先估计和判断如何才能避免反倾销，因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进口我们产品国家的行业保护状态。一个较优的做法是，让目前的出口税(包括补贴和

出口退税)成为甄别出口企业真实成本的工具。比如在

纺织品和鞋子的配额上，我们不应该让行政系统去分配配额，就像目前的“保证金＋招标”的方法(这反而造成了低效率，配额到处转手，导致配额没有被充分利用)，而是用“出口税竞拍”的方式。获得出口优先权的企业是那些放弃和降低出口退税的企业，它们是真正的低成本企业，中国应该扶助那些低成本企业优先获得国际贸易利益。如果对我们的出口企业不进行“分离”的话，那么高成本企业往往更有动力铤而走险采用可怕的定价策略来获得市场，同时，也更容易被进口国观察这一非理性行为，导致进口国不加区别地对所有企业(包括中国的低成本企业)实施反倾销。最终是两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都降低了。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国家力量进行讨价还价，设计出一套信息揭示和激励相容的市场机制，产生出“扶强铲弱”效应，让我们的低成本出口企业获得更多的补贴和利益(淘汰高成本企业)，从而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转移”，进而加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战略优势。而韩国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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