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中美经济关系之我见

　　郭树清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一. 中美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日益增强。

　　首先，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双引擎”。

　　并不是仅仅因为各自经济的规模，两国才被称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双引擎”。中国和美国都是经济大国，就实际物质生产来说，中国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来看，中国则不是世界第一就是第二。然而，从人均水平看，中国的排名却仍然很靠后。因此，关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仍有争议。但这种争议并不重要。

　　相反，下面的因素对于两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才是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中，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而中国是最大的投资国。事实上，中国的消费也是很大的。中国在衣食方面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像粮食、肉类、棉花、海产品、水果等，同时中国也是这些领域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同样，当前中国的住房建设与销售量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城镇地区住房的自有率相当高，超过80%，在农村，住房自有率几乎达到100%。相比较而言，当前美国的住房自有率大约为70%，而英国还低于70%。此外，中国交通建设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扩展，特别是在公路、铁路、地铁等领域。中国私家车保有量也在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汽车销售量增长了40%以上。

　　因此，尽管当前美国的高消费率带动了许多国家的消费品制造业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对能源、原材料和投资品的大量需求，使得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能够真实地感受到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特别是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都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因为中国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大量的机器设备。

　　其次，中美两国已成为世界商品和资金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在全球经济中，有很多重要的参与者，如欧洲、日本、印度、巴西等等。但是，中国和美国无疑是最突出的两个参与者。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之一，也是全球主要的资本供给者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品净进口国，也是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

　　最后，在世界经济多样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是最有前途的经济体。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前景广阔，潜力无限。但也要看到，中国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中西部地区要赶上东部沿海目前的现代化水平可能还需要20年时间。另外，中国的消费不足是结构性消费不足，实际上也是结构性生产不足，主要是服务供给，特别是一些公益性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挖掘的巨大金矿。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最高，同时也是世界上劳动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总人数超过美、日、欧三者之和。这都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可能空间。

　　美国是全球知识和技术创新中心，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其发展势头之强劲也不言而喻。

　　二. 中美经济关系将成为最紧密的双边经济关系。

　　上个世纪末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展开始直到现在，中美关系正处于多方面、深层次的互动和联系过程当中。而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加深首先是由两国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至少从理论上看，美国可以不从中国而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但是这样中国或美国都不能获得最优收益，世界经济会降低效率。同样，中国也可以将资本输出到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但这很可能会引起欧洲金融市场的失衡和通胀的发生，这对于全球经济福利的增进和网络的平衡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与美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使得两个国家有很好的互补性。美国与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不同，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或者说是信息化时代。在美国，服务业就业已经占到70%以上。而中国则刚刚进入或仍处在工业化阶段。这就决定了两国在储蓄与投资上各有其特征。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美国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从传统的储蓄与消费的定义来看，以上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实中我们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重新定义。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储蓄比消费重要，因为它支持投资，而投资能直接带来产能扩张。但事实上，某些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比固定资产投资更重要。例如，科研和教育支出、文化支出不同于一般的消费，我更倾向于将其归类为投资。原因是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物质生产，也依赖于某些与知识和技术相联系的服务业的发展。对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而投资，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在硬件方面的投资，是增加固定资产或者是有形资产，可以将这类投资称之为第一类投资。在软件方面的投资，是增加人力资本或者是无形资产，可称之为第二类投资，这种投资能够带来软实力增强。粗略地说，中国第一类投资约占本国GDP的35%，相对照，美国的这一比重不足20%；但是，美国的第二类投资占GDP的30%以上，而中国这一比重仅有15%。因此，很难说，储蓄和投资有利于中国，而消费有损于美国，当然美国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过度花费和浪费，中国也出现了这种不良倾向，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目前在国际上，中国和美国都是经济上最开放的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达到它们的开放水平。例如，欧洲的开放度就小一些，日本、韩国同样如此。在诸如市场准入和行业准入等方面，中国的开放度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诸如资本账户交易等方面是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这也在客观上为中美经济的深入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外，中国和美国代表了两种最有活力的文化和语言，而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科学技术，无论是反观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这一点都毋庸置疑。一国经济发展得越快，它就对文化越依赖。在生产和消费结构方面，我们则看到，物质生产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非物质生产或服务业的比重相应增加。其次，语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没有语言，就无法交流，也达不成交易。汉语和英语各有优势，在国际上都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我们确信中美两国的文化和语言仍将继续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当然，文化和语言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仍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相比于美国来说，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中影响的不断加强，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 中美构筑成熟的经济关系需要面对挑战。

　　在两国经济交往的具体语境中，我们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一是贸易纠纷。美方认为，中国的汇率低估造成了贸易失衡，此外侵犯知识产权、盗版等违反世界经济规则的行为也严重影响着两国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方则认为，美国提倡的所谓自由贸易实际并不自由；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外资公司造成，是结构性问题；汇率能够对解决贸易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非万能，德国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30年前，德国和日本都想通过汇率来解决贸易失衡，两国货币各升值百分之二百以上，但是直到现在，德日依然是顺差大国，美国依然是逆差大国。目前，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二是相互的投资政策不对等，特别是在FDI方面。美国在中国已经投资约600亿美元，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却很少。两国的市场准入和对FDI的政策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投资者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而中国的投资者在美国许多时候甚至无法获得国民待遇。

　　三是经济和金融安全。有些美国人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中国企业购并美国企业、中国在金融市场上购买美国国债等都非常敏感。中国人同样有很多理由担心：美国的高新技术不仅在美国，在中国市场上也占有统治地位；美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是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等。

　　四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很难准确预测，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多大。坦率地说，很多年以前，中国人看待经济金融问题可能会以意识形态为导向，但是现在美国人处理国际关系似乎更倾向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因此，中国人担心美国会利用其在货币和金融上的统治地位来处理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也就是说通过经济金融手段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对一些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或联合制裁，这种事情不是没发生过。

　　总之，中美经济关系在促进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以及国际社会发展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全新的思维来看待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从现实和实际的角度出发，全面考虑问题，共同面对挑战，找出最有效的、双赢的解决方案。

　　以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为例。事实上，中美在贸易上是互补的。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有利，美国不会遭受损失，中国也不会获得额外好处。汇率调整对中美贸易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非常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出口模式的贸易。汇率升值，进口更划算，来料加工进料加工更方便，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出口价格上所受的不利影响。汇率改革确实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这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控制货币供给非常有用，但是对改变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有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密切，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如果美国政府想要用额外非优惠的手段来干预美中经济关系，这种行动将首先伤害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紧接着，冲击会很快波及美国公司。

　　因此，为了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和各国人民的福利增长，中美两国应当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进一步相互开放，在能源和环境领域负起完全的责任，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卫生保健方面深化交流，在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和增加软实力方面加强合作。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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