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需换挡 更需换位

　　6月份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更让人产生按捺不住的忧虑。表面上看，经济运行体现较为平稳，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0.9%，而CPI仅增长1.3%，显示出了经济运行处于低通胀、高增长的完美状态中。

　　然而，完美的经济高增长下，却难以掩盖经济动力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几乎在投资一枝独秀下超凡脱俗地完成惊险的一跃；虽然外需也在当前的经济增长中支力不小，但外需的高增长在投资的助推下显得有些被动。

　　用投资撬动助推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经济超脱和模糊了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的失控，并加剧经济内外失衡、需求幻觉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

　　长期以来，投资一直是经济动力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进入本世纪以来，不论是2003年的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还是2004年钢铁行业的跃进，以及2005年之后对

房地产祭出的强硬调控，投资都是背后的推手。

　　虽然决策部门通过对投资相机实施了正反不同的调控政策，暂时缓解了宏观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但也带来了两个负面的结果。一方面，投资加剧了经济增长的内外失衡。经济增长受投资驱动，自然降低了劳动力参与分配经济收益的权重。受失业压力、社保福利体系不完善以及资源价格改革带来的生活成本预期增加等影响，普通居民收入预期变得不太稳定，加剧了居民的储蓄偏好而降低了其消费偏好；从而不断加剧了经济的内部失衡。

　　另一方面，受消费内需缺乏弹性等影响，投资所制造的生产过剩不得不寻找外需来加以消化，进而带来了近两年来贸易顺差高增长，较高的贸易顺差又加剧了中国国际收支体系的失衡，同时也不断加剧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这使得央行不得不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内部的货币流动性，为稳定

汇率，央行不得不牺牲利率，最终导致资金的低成本，而较低的资金成本和过剩的货币流动性，不断刺激投资高增长。经济内外失衡的逻辑转化，使得消费内需越来越被边缘化，导致当前的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总体来看，从2003年至今，

宏观调控采用了包括经济、法律以及行政等几乎所有的调控手段，但由于主要以点刹的带有很强行政色彩的产业调控政策为主，在整体性调控手段中，货币政策中主要以数量型调控为主，价格型调控手段虽然也在2004年、2005年和今年都进行了使用，但仍然是一种辅助性的调控工具，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控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动作不小，但效果有限。

　　我们认为，决策部门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诊断是客观的、正确的。过高的投资增长率是造成经济内外失衡、经济增长速度失控和货币流动性压力的直接根源，而内需不足是投资失控和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性因素。然而，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日益捉襟见肘，并且效果式微，确实值得反思。

　　从目前看来，调控之所以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和调控手段存在一定的错配性。对于投资高增长，在资金成本较低和货币流动性充盈的情况下，通过以点刹的带有很强行政色彩的产业调控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很难起到治根之功效；相反，这种政策组合拳不仅无法遏制过热的投资增长和有效缓解经济内外的失衡问题，而且还不断刺激并抬高资本品价格泡沫。

　　面对越来越清晰的经济问题，宏观调控不仅需要换挡，更需要换位。在保持汇率稳定或小幅扩大人民币日浮动区间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在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上，提高人民币存款利率，以增加资金成本和压缩投资收益率曲线；同时通过实施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体系以及财政的转移支付体系，并通过税收调节和深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的增收效应预期，逐步缓解消费内需不足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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