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该不该替百姓说话

　　有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是改革的成本之说，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必须牺牲一代人，经济学家们惹怒“百姓”的言论实在不少。最近又有钟伟发表高论，阐述经济学家的第一要务乃是求真，为百姓说话并非其必然义务，触动了学术与利益、求真与求善的复杂而敏感的琴弦。以下为本报六位评论员的观点。

　　专业地对待“百姓”利益

　　欧阳觅剑：钟伟的说法其实只是对现代社会一个特性的说明。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分工体系，不专业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对任何领域都试图做不专业的评论甚至干预，那是文人的态度，是要造成资源浪费的。捍卫“百姓”的利益，需要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应该交给政治家，经济学者不能随便插嘴，更不能随便插手。

　　经济学者的专业是利用经济学理论理清利益关系，使各种“老百姓”的行动能够更加有效、更加科学。而做这个工作，需要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不能先行偏向“百姓”。韦伯是“价值中立”最重要的倡导者，他不是认为科学家可以做到没有价值观，而是主张，“价值中立”的态度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做研究，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另外，“老百姓”是谁呢？现代社会是利益分化的，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谁可以证明自己的利益比其他群体更有正当性？“百姓”这个概念已经沦为文人们攻击对手的工具。

　　经济学者应说的话：真相

　　戴志勇：这是个很荒谬的提问。首先是“百姓”所指不明，其次是“百姓”一词并不自然代表正义所在。先验地赋予某个模糊不清的群体以道德优先性的潜在危险，从法国大革命或种族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先例。

　　所以应该换一个角度来发问：经济学者该不该替弱势的利益受损者说话？

　　我的回答是：Yes。像斯密那样阐述清楚分工如何促进财富的增进以及财富的分配，为判断“利益是否受损”提供客观根据，是经济学家的求真义务。谁来做出“利益是否受损”的判断呢？三种人：一是利益博弈的当事人，二是这个社会具备判断资格的知识分子，三是政府当局。当在利益博弈中处于知识、权力与资本的三重下风时，弱势的利益受损者尤其需要救助。于是问题变成了：经济学者是否是具备判断资格的知识分子？我的回答还是：Yes。恰恰是经济学家，最有资格对谁的利益受损做出恰当的判断，这属于他的专业领域。但我们并不需要经济学者去组织群众举行抗议，那是政治家的事情，经济学者需要为利益受损者说的话是：真相。

　　求善的心与行善的果

　　王梓：这些言论惹恼网民是正常的，一向以民意自居的网民不可能容忍一位不替百姓说话的经济学家。无论是郎顾之争还是改革之争，近两年的类似争论都借着某些改革滞后的“东风”，以“民意”乘风作浪。

　　中国的经济学者与

中国经济改革的相伴相行，使他们不得不承担学术和利益的双重考量。经济学者面对的并非单单老百姓的利益，他们还要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所担当，这关系到全体国人的长远福祉。何况，替百姓说话是否就能在经济结果上实现百姓的利益，尚有很多疑问。以百姓的名义发言，是谋取正当性的最便捷途径。君不见，多少堂皇之辞都是打着百姓的旗号，以公权谋私利。那些真正阻碍改革进程的垄断利益、部门利益，往往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借口。

　　对一位经济学者而言，他不仅要有求善的心，更要有行善的果，也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两种伦理完美集于一身，是经济学者的幸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遵从责任伦理则是他们的天职。

　　这是个伪问题

　　必娴：“百姓”真是弱者的代名词吗？他们一定需要借助其他的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吗？这是个纯粹的误解，是个伪问题。

　　民众利益的“原创性”常是被忽略的。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或许更应该使用“民众”这个词，民众具有自己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当下中国社会，这种问题提出者的灵感，源于一种学者居高临下的傲慢，以及古老的官本位社会的历史遗产，民众的福祉都要通过精英来实现(一家著名报纸的社评曾对百姓使用的定语是“目不识丁”)。这忽视了民众自下而上的力量和自主性，这犹如政治学研究中那个著名的“中国人适不适合民主制”问题一样的幼稚和傲慢。

　　当下经济学者们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关联度太弱，通常来说，与商结合的那些经济学家，立场异常鲜明。而学而优则仕的经济学者，通常不会如此。这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政府需要考虑民众的福利，但是政府仍需要完善相关机制，使民众也能够自下而上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将政府对全社会的综合性考虑与民众意愿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动。就像阿尔蒙德的那种信息处理机制(民众需求→政府系统→输出政策)，虽然理想化，但是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

　　经济学者需要重新自我定位

　　刘晗：这些问题折射出了目前经济学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尴尬处境。由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完善，且经济学家自身也不能完全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不断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讨论和辩论，对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建言，因而他就必须超越于真理性的经济学实证科学研究之外，去面对诸如“该不该为百姓说话”这样本身带有很强道德色彩的问题。

　　经济学家之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乃在于转轨时期的经济学家自身定位的不清晰，即他们并不是或不安于做学院知识人，而是卷入了资本和市场以及制度建构本身，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发言，因而就会在知识问题上产生道德纠纷。以所谓百姓的名义来批判经济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自然是不公平的，但像钟伟本人由于在公开发言时不仅在阐述其研究成果，而且不断对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实际上也应予以反思。如果经济学是一门基于事实研究的“求真”科学的话，那经济学家就应当秉承“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不必或不要对当下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否则，他就必须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负起社会伦理责任。

　　求真也求善，非圣人不行！

　　邵颖波：钟伟说的最刺耳的话是不知老百姓是谁，可是有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农民都不一定认同村长、会计是老百姓，起码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钟伟的话正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对于经济学者来说，真即现实，越接近现实就越真。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一些关于内在规律的发现，我认为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学者。

　　对经济学者来说，怎样算是善呢？他发现了一些规律，进而以此为基础再发表些建议，如果他真认为这些建议是最好的，最符合他的智慧和良心，就算是善到家了。钟伟不过是一个经济学者，从他那里顶多可以得到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参考，祈望他又真又善，当他是圣人，岂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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