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目标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潘岳

　　1.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局部环境危机，他们为“经济增长等于一切”、“先污染后治理”付出了代价。当生态环境危机爆发并严重影响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时，环境治理思路才开始向“源头和过程控制”转变，清洁生产应时而生。1992年在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概念。90年代中后期，“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环境友好企业”等概念相继出现。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等方面所提出的综合要求，迫使人类必须彻底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转型。

　　环境与人口、资源彼此作用，共存于一个复合生态循环中，环境问题是一个人口与资源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又主要通过生产、消费和分配环节进行联系，因此环境问题又成为一个经济问题。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而实现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到全社会的整体发展，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带来人们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的变化，解决不好就会使社会人文与社会道德伦理受到威胁，环境问题就又反映为一个文化问题。环境问题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整个社会实践，强调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环境问题又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全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为占有更多环境资源，各国在方方面面进行着激烈博弈，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国开始全面提出“环境友好”的理念。2004年日本发表了《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就此诞生。

　　人类社会经历“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和谐自然”三个基本阶段。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生产力的低下迫使人们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人类敬畏自然。工业文明时期，贪婪资本与强大科技的结合，人类将自然界变成服从于人类物欲的对象。人类生活获得极大改善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环境危机。

　　而环境友好理念正是抛弃古人“敬畏自然”的神秘性，抛弃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自信，吸取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核。

　　有人说，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就已包括了“环境友好型社会”，事实则不然。

　　从观念上说，资源节约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资源使用率，如节水、节地、节能等等，但不能涵盖环境友好所包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要素，也达不到环境友好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伦理层次。

　　从经济上说，资源节约可以提供“节流”措施，而环境友好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统筹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

　　从政治上说，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多地强调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措施降低环境成本，解决更为广泛的国计民生问题。

　　从文化上说，环境友好比资源节约更为关注生产和消费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强调生活质量、生活内涵、生活意义的幸福指数，有很强的道德文化传承价值。

　　2005年胡锦涛主席指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正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起点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共同点，在于基本价值观与解决问题的原则完全一致。二者在价值理念上都主张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二者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者的社会伦理观都区别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也区别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而是将人文精神、法律制度、经济技术、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整合为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赢的强大力量；二者都坚持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体现社会关爱，遵循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外发展的五统筹原则；二者都要求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公平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综合的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却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2. 中国道路

　　环境资源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建国以来，中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又少了1/3，加上原来天然不可居住的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仅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

　　197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龙头产业几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我们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是他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5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到2020年，我们国内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将仅剩六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

　　我们北方的水资源已近枯竭，华北平原下出现了25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中国南方的水资源严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水已经完全丧失使用功能。我们17%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我们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却占当年GDP的8%-13%。五到十年内，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加大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环境问题也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

　　我们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跟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五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并一定要处理好的是水坝移民问题。2020年整个西南地区的水坝移民要达100万。中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松花江事件后，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环境问题引发强大的国际压力。

　　中国已签署和批准了5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但我们化学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西方国家已把环境问题作为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周边邻国开始越来越关心中国跨界河流海域的污染开发，主要西方国家更加关心中国在15年后将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近期没有削减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能结构，当轮到兑现削减承诺时，中国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众矢之的。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们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中国的最大出口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仅最近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们机电出口每年损失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71%。

　　中国用20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年里集中显现。

　　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也就是说，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

　　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西方的老路？

　　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1978年改革开放时，他们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根本转移不出去。

　　而且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没有本钱与之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3. 和谐社会观是对中西方文明的发展

　　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命脉不绝，是因为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既重视自强不息，又崇尚和谐包容，强调与自然合而为一，强调和平的国家关系，与生态文明的思想非常接近。

　　我们反对从整体上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虐症与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应从比儒家思想更为广阔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去发掘适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看，完备的道德宗教文化，互相补充包容的信仰价值与道德规范，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提供精神需求。

　　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互补亦会对现代化进程形成新的合力。

　　“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绝不仅仅是儒家精神的胜利，也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胜利，而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成功的胜利。由于全球化趋势，东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在同一时空、不同层面出现了交锋与碰撞，我们应将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精神有机联系起来，赋予传统道德以现代涵义。不以中华传统文明为基，我们现有的道德资源就不足以解决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弊病。

　　道德力量强大时，可以形成潜在的规范力量，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诚信，遏制全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借鉴西方将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

　　4.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支撑

　　思想文化观念一旦统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制订一个个战略目标，要把环境因素提升到整个宏观经济决策链的前端。

　　没考虑环境因素的战略规划必带来深刻教训。现有的行政规划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能源和经济结构都在资本的作用下进行着重大的调整，如果我们仍然按照同一种增长方式，肯定要出结构性问题，肯定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例如，我国城市规划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造成城市布局像“摊大饼”一样地无限扩张，加剧了用水紧张、交通拥堵、热岛效应与空气污染。再如各省市在作能源、电力、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时，由于没有考虑生态脆弱的承受力，已造成了几代人都难以恢复的生态问题。

　　我们应该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与宏观决策之中。综合分析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奇缺的能源、淡水、耕地、矿产、生物五大资源以及现有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进行更为合理的战略安排，变过度开发为适度开发，变无序开发为有序开发，变短期开发为持久开发。

　　我们应该重新调整国土规划。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制订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发展目标；再据此制定土地、流域、区域以及工业、农业、能源、城建、交通、林业等不同的专项规划；再按照产业结构、产业比例、产业方向进一步确定开发方式；最后，再根据土地利用结构，确定重点开发区域，提出地域开发计划。

　　我们应该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同时实现资源能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与经济高效益。我们应该迅速制订新能源战略。以核能、太阳能、风能、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并获得成功，而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新能源战略是我们能否走出环境与经济“非此即彼”困境的惟一出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实，首要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

　　环保等公共事务上，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公众参与的主体，不应仅局限于人大、政协，还应包括基层社区、民间团体、企业、基金会。公众参与的方式，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的立法、监督、信访，还应包括听证制度、公益诉讼、专家论证、传媒监督、志愿者服务等多种途径。

　　环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

　　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中国环境立法虽多，但管用的少，很多法律条文似乎还停留在理想主义层面。诸多立法存在空白，加上执法不严、体制交叉，直接影响了法律实施效果。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重新整合，突出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地位。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纳入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例如《环境保护法》就应修订成纲领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大法。

　　民主法制建设的内涵是公平。环境公平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基础。实现环境公平，首要是建立一整套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一般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是“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通过区域补偿、政策补偿、资金补偿、技术补偿、教育补偿等方法实现环境公平。例如发达国家实现环境公平的基本途径，就是在资源被产业化或资本化开发的同时，对资源地的民众给予一定比例的股权补偿。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除上述制度建设外，还需我们进一步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形成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例如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去将人为分割在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权能重新统一起来；例如将执行环境法律政策的队伍垂直起来；例如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此外，还要求我们制订一系列环境友好的政治制度，如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如官员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如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如公众参与监督制度。

　　从长远看，还要制定国民环境教育制度，即通过一整套环境友好理念传播机制，去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消费方式、道德素质。惟有如此，才能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得以真正实现。但要做的事太多，必须一件件地做起，关键是今天今时今刻从我们开始做起！

　　(作者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