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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邵颖波
新华社7月7日报道了一家外国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这项关于“谁是最好的雇主”的调查显示，对于面临择业的大学生来说，尽管外国企业依然是香饽饽，但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吸引力将很快超越他们。
这个结果符合眼前国有大型企业风头正劲的态势。不过，如果分析这一变化，可衍生出很多令人深思的方面。主持这项调查的公司是瑞典优信咨询公司，它专门从事雇主调查项目据说已有多年历史，它主要是为跨国公司招聘大学生提供重要参考指数。
这次调查是在62所高校的11000名学生中进行的。结果“中国移动”位列第一。中国银行、央台、海尔、华为、中石化等等巨型国企都位于前列。与活跃在中国本土的跨国巨头难分伯仲。
大型国有企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从高峰走向低谷，再到如今重回巅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追溯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最初阶段。1980年代初期第一批毕业生走向社会的时候，国家义务乃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对于他们的热忱是他们无法逃避的选择。进入国有企业同样可以得到为国贡献的荣耀。在那个时代，国家选择与个人选择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南下”或者是“北上”成为毕业生选择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深圳”等南方城市成为学生们实现个人理想目标的代名词，而北京则是另外一种追求，进入政府，为国服务，追求政治地位或者文化享受，同样充满个人主义色彩。当时的国企在择业选择中越来越灰暗。现在国企又重新“亮”起来了。这家调查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从调查中发现，学生们认为国企能够提供稳定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更好的平衡关系。此外，很多国企提供的薪水也比较不错。”
什么是“工作与生活之间更好的平衡关系”？7月11日本报的一则报道说得明白。这则新闻报道了央企12豪门收入状况，包括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等排在前12名的企业年利润都在100亿以上。在这巨额利润背后则是令人艳羡的收入。以中国移动为例，11.2万人员工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2004年人均收入12.36万。
这清楚地给我们显现出了一幅“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的认知图景。无疑，高收入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现在，我们尚不清楚那些外企将如何在人才争夺战中应对这种局面。但是，这种局面本身的利弊优劣，则是国家在战略层面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社会精英加入最顶尖的利益集团，在获取集团利益的同时，将不由自主地为维护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而服务。既得利益的不断扩大或许会使中国的反垄断越发艰难。第二，教育体系如何才能为社会提供真正有理想、有信念、讲贡献的社会精英？如若不能，那么自私自利之风假借个人主义的外衣会愈加泛滥。早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风东渐之时，年轻人放弃虚幻的社会理想，但至少还抱有个人奋斗的理想，而现在的情况显示，很多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想去干活少薪水高的地方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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