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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中关于“无就业增长”的论述引人关注。该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的很多开放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致使就业机会减少，它特别提到中国，近年来经历了失业率大幅上升。
“无就业增长”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概念，指的是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就业弹性系数(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下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发达国家因为它们致力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就业增加，而是由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提高拉动。但这一现象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因为很多资本看中的正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怎么可能出现普遍性地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
“无就业增长”论者也似乎有确凿的证据。他们计算了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在1980年代是0.3以上(GDP每增长3%，就业人数就增加1%)；1990年代降到了0.1左右，2005年更是只有0.08，也就是GDP增长10个百分点，也不能使就业人数增加1个百分点。另外，中国城镇失业率较高，连续几年维持在4%以上，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就业压力却有增无减。这就使“无就业增长”论者更加相信自己的论断。
实际上，几年前就有国内学者提出类似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发展太快，而劳动密集产业发展较慢，导致了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所以他们的建议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不可否认，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大。根据此前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2006年，劳动力资源增量将达到1700多万，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但是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预计只有约1100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
但我们也看到，2006年，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个，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确实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城镇新增就业机会数量并不少，但就业弹性系数仍然很低，原因是乡村就业人数在减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5年，每年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了789万、840万、859万、837万、855万；但因为乡村就业人数从2001年开始就在减少，全国就业人员总数只增加了940万、715万、692万、768万、625万。如果计算城镇或第二三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就可能达到0.3以上，并没有比1980年代下降。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劳动力投入增加拉动。全国总体的就业弹性系数之所以减少，不是因为资本和技术替代了劳动，而是因为工业替代了农业。
1980年代总体的就业弹性系数比现在高，那只是因为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还没有开始向城市大规模地流动。而现在农民开始大规模地流向城市，农村就业人数大幅下降，拉低了总体就业弹性系数。因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增长率也不高，不能因为农业就业弹性低而断言“无就业增长”，要判断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关系，更为准确的方法是集中考察城镇和第二三产业的情况。
失业率比较高，也不是因为资本和技术替代了劳动，而是由另外两个结构因素引发，一是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民营经济形成了GDP增长的强劲动力，也在创造着就业机会，却不能够及时、迅速地吸纳众多国有企业破产所释放的劳动者。广东等沿海省份经济增长较快，吸纳了大量外来劳动力，但内地省份和老工业基地却因为经济增长率较低的状况而面对持续增加的就业压力。
在目前，简单地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能够普遍适用的政策。不同地区应该采取不同对策。比如珠三角地区，劳动力供给不再宽裕，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已经比较紧迫，此时，恰好应该鼓励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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