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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昨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指出，当前媒体在报道医患纠纷时有失平衡，他再次呼吁媒体注意这种情况，“如果媒体丑化医疗机构，可能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广大群众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受到损害和损失”。此前5月10日，同样是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毛群安呼吁媒体公正对待医务人员，“给医务工作者一个公正、公平的评价”。一位发言人在短短
两个月之内，就同一问题一再吁请媒体注意自身在报道医患矛盾时的作为，其情意之切，确乎是“郁于中而发于外”了。
媒体何以在医患交恶的今天，成为了这一问题的相关者？在这位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认知里，已不难勾画其关系脉络。无论是此前呼吁“公正评价”，还是今次请勿“丑化形象”，这位发言人的弦外之音不乏凌厉。而顺其思路，可以试探着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媒体何以在医患纠纷报道中有失偏颇？其二，媒体是否放大了医疗机构的负面形象？以此索骥，且看如何。
当前的医疗改革问题，当属舆情热点无疑。在新闻报道中，媒体紧贴社情民意，对于医患矛盾自然会有相对集中的报道。无可讳言的是，媒体对于当前医疗问题的热论，很难说所有的报道都毫无偏差、立场公允。在此情况下，卫生部发言人的一再吁请，不妨视为医疗问题的报道相关方给予媒体的态度反馈和提醒。
然而，民众对于医疗体制怨声载道，并不意味着媒体就存在主观上丑化医疗机构的动机。媒体一方面自有中立独立的操守与视野，另一方面本身却并不承担信息的生产，它终究只是信息发布的平台。在时下的媒体报道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医疗机构的普遍负面形象，一个重要原因只怕还在于，医患双方在媒体沟通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和诉求。
医患之间的专业壁垒，使得医患纠纷中的患者成为不折不扣的弱势一方，其与医方的交涉能力相当受限。又由于在医患矛盾处理中，缺乏具有普遍公信力的仲裁机构与处理程序，患者所能依靠的，只能是私力救济。而诉诸媒体，正是弱势患者可以借力于社会以完成博弈的主要方式。因此，他们面对媒体，有强烈的诉求，有主动的作为，有充分的沟通。
与利害系于具体个人的患者不同，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医疗机构及其主管部门，面对媒体则多选择一种专业的傲慢态度，以及遮捂推脱、屏蔽信息的行政习惯。遑论它们会主动就医疗事件向媒体通报消息，就算记者苦苦追问多方采访也往往不能得到明确的回应。这也正是读者诸君往往要从报纸上读到“院方表示无可奉告”、“相关负责人至今拒绝采访”等情形的一大原因。
而两相比较，在同一场纠纷中，一方充分在场，积极表达，另一方却主动缺席，求而不到，无论事态的真相怎样，细节如何，社会评价的天平所倾，已是理所当然。在如此局面之下，针对医患纠纷的“有失平衡”，显然不在于媒体报道的环节之中，而在于媒体报道的环节之前。而以此要求媒体停止“丑化医疗机构”，或许只能令媒体对于医患纠纷这一社会热点干脆视而不见、轻描淡写。而这，即便是行政权力可以达致的效果，又岂非媒体行业价值的沦丧？
事实上，对于媒体报道“有失偏颇”的指责，并不仅仅来自医疗系统与卫生部门。而作为正在日益彰显民意传达与舆论监督之价值的传媒，也确实尚有纠偏矫正的空间，所以不妨闻过则喜。不过，在一个公论不再产生于权力、真相毕现于公开的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或者部门，有什么话就请说出来，有什么资料就请披露出来。如果我们的某些机构与部门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便能赫然发现，无需吁请其他，其形象已然大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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