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绩与产业自强的冲突

　　陈志刚

　　随着事态的演进，“抢购徐工”事件牵涉诸多，且被不断升级。

　　此中，当事者徐工、凯雷投资、三一集团的纠纷细节和幕后被不断牵出，复加演绎；项目审批方商务部，也在矛盾不可开交的时候，以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成为新的主题 ，此前，政府监管部门对类似企业行为一直惜字如金。

　　矛盾的另一关键方，徐工所在的地方政府，却意外地保持沉默，也几乎被外界议论忽视。而作为该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独资企业，徐工之所以能与凯雷投资相识、相恋到相许，前者都在其中起了直接的推动和决定作用。

　　事实上，在“凯雷、徐工事件”被业界翻炒出来之前，这一并购案已被作为地方政府的一大政绩工程。

　　这一点，在2005年10月25日徐工发布的该事件新闻稿中，就表现得相当明显：“本次交易是江苏省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为大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探索了新的模式并积累了经验。”

　　当下，在“抢购徐工”事件落定之前，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应该如何摆正在重点企业、关键产业发展和改革中的位置？

　　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地方政府在重点国有企业改革决策过程中，难免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会过多考虑该行为对相关产业可能构成的战略性影响。而它们的态度和认识，直接决定着这些企业的命运，也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发展，甚至波及国家经济安全。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进入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后，产权多元化成为一种广被标榜的范式。其中，在管理层收购模式(MBO)被叫停后，外资尤被待为上宾。

　　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这一考量不无道理。

　　一方面，国外资本(包括产业性资本和投资性资本)被认为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人才、技术和全球性客户等，可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管理不善、机构冗杂、技术落后等痼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因此引入的外资，还可高调地计入“政绩”，倘若碰上

世界500强，更可作为地方投资环境优越的佐证。

　　不可否认，外资的进入确实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优化国有企业运营效率，也事实上救活一些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改制、引资大功不可没。不可否认的是，外资收购后，税收依然可留在地方政府，而如果换成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则有税收流失的风险。然而，有必要偶尔反省的是，久有“好客”优良传统的我们，对国外资本是否有了某些“迷信”的意味？而这种迷信，会否转化为对关键企业和产业自主命运自立创新的“盲点”？

　　凡涉外项目，地方政府首脑事必躬临，甚至亲自主持合资谈判，而他们可能不太熟悉，甚至不太关心企业所在的行业状况，对其风险评估自然也难以把握。常常很麻烦的是，一旦地方政府介入，下属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心作用常被弱化，难以发挥应有的风险把控的作用，最后适得其反。

　　与成功案例相比，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少。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孚电池。当初，在南平地方政府“做大做强南孚”的良好意愿下，南孚电池与

摩根士丹利等投资机构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没想到，2003年，摩根士丹利将控股权转手卖给了美国吉列公司，而后者是南孚电池的宿敌。如今，南孚已被迫从增长迅速的海外市场退出，一半生产线完全闲置。

　　徐工所在的装备制造产业界更是不乏此类教训。

　　比如，2001年，我国轴承行业领先企业西北轴承厂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协议签署后，德方资金却久不到位、德方强硬地垄断了企业决策权。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仍旧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结果，德方嫌工厂利润太薄，停止了铁路轴承的生产——西轴同时是

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的定点厂。

　　除此之外，装备制造产业的关键性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大连电机厂和大连第二电机厂也因类似的原因，同样陷入了外资进入、拖垮的泥潭。

　　此次卷入漩涡的徐工，同样是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与它一样，其大多数同行都是地方国有企业，后者直接把握着其发展命运。同样，因竞争加剧、研发落后、体制难题等原因，这些企业也大都面临改制盘活的问题。

　　解决此问题，引进国外产业资本和投资资本，自然是可选途径之一，但地方政府如何避免因此导致的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风险，值得好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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