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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在7月7日举行的揭牌仪式上，向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收取“赞助费”，少则几百，多则上万。该局负责人称“赞助费”缴款皆为自愿，8日，西安市药监局召开紧急会议，责令长安药监分局在3日内查清所收全部款项，并及时退还。
应该说，医药部门向下属企业暗示“孝敬”，这已经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社会现象了。某些医药企业与药管部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交换，医药厂家、医院、药贩子和药品审批部门由此存在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可能。药管部门每年从各个医院药店获得名目不同的多方“赞助”，同时也往往对医疗乱收费抱着纵容和默许的态度。这应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众人皆知的“潜规则”。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靠质量、价格、服务来竞争，而是靠贿赂取得优势。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利益。
“潜规则”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在不破坏现存的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为部门及其官员牟取私利:首先，在权钱授受双方形成默契的情况下，这种行为难以查处，同时这种“心照不宣”的互动也为双方保留了“面子”，毕竟是打着“自愿”的旗号；其次，即使“潜规则”曝光，上层官员也可以扮演一个“嫉恶如仇”的角色，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处理，一方面可以震慑具有相同行为的官员，一方面可以重新恢复社会对体制自我纠错能力的信心。
然而，“潜规则”的“显性化”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潜规则的背后，是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人们对利益的欲望在不断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只会升级加码、继续追逐，而不会自动退守。在今次事件中，长安药监局如此“明火执仗”地要钱，无非是在一些部门官员眼中，所谓“潜规则”中的“潜”或者“暗示”已经不能满足胃口了，因此才会有这样急赤白脸的公然“索取”。
这已经不是“索贿”这么“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因为贿赂还有一个“羞涩”的利益交换的过程，受贿者也要为行贿者办事。而在“赞助费”事件中，收礼者并不为送礼者谋取个别私利，这叫做权力威迫性收礼。此类肆无忌惮的凭借权力公然索取的行为，难免令人联想起古代绿林的“买路钱”和黑社会的“保护费”。这就是典型的“潜规则”显性化。
在政治实践中，当能做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的“潜规则”逐渐“显性化”时，这个社会就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潜规则”与“显规则”的公开对决。我国《刑法》第385条只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但对于“部门索贿”却语焉不详。在“赞助费”事件中，由于法律缺位，上级部门也只是要求长安药监局退回款项，而没有作进一步追究。对公然索取贿赂的行政部门只让其归还款项，这样的处理显然不能服众，对“潜规则”的容忍，其结果必然是人们对遵守“显规则”的信心降低。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界。就是因为三家分晋意味着礼、名、分的破坏:春秋列国虽相攻伐，尚无公然越礼乱纪篡逆之事，君臣大义尚存。但面对三晋的公然无礼要求，周天子不但不痛斥、以及号令诸侯挞伐，反而纵容非礼、庇护不义，连“君臣之礼”这表面的功夫也不做了，既然如此，各诸侯国又有什么理由再去做这表面功夫呢？于是从此天下大乱，战国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这一点值得我们去回顾和反思:当那些可做不可说的“潜规则”，有朝一日堂而皇之地走上公共领域的前台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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