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促经济转型

　　贾玉宝

　　广东文化创新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抑或文化创新的源动力在哪里？笔者认为，是最深层的文化，即文化精神的创新，而这种文化精神创新和广东经济结合，就是从商品精神转型到市场精神。

　　回溯广东文化精神的形成，大致有三个阶段。数百年前，广东人为改变穷苦命运，赤手打拼，在与海洋的博弈中，拓宽了群体视野，逐渐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自觉。唐宋以降，不间断的港口贸易优势，和由此增强的外向文化，又让广东人不断积淀出务实而灵活的商品精神，进而成为广东人的经济自觉。这种特有的海洋视野，遭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屈辱贸易的冲击，又油然而生出一种试图改变国民命运的政治自觉。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广东人影响了近代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区位优势的瞬间释放，广东人传统的商品精神也顺势释放，他们披霜露而斩荆棘，挟风雷而卷霹雳，造就了广东经济的奇迹，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气。风气，正是深层文化的精义。当北方人还以深厚文化底蕴自慰之时，却不知文化的时代张力更需要的是开创。广东人为改革开放文化起到了率先践行和奠基之功。

　　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大潮中，广东人的文化自觉更多地聚拢为经济自觉，广东人给予全国的信号解读，也是经济自觉，敢为天下先的商品精神造就了广东。而其所引领的时代风气也来源于此。

　　然而，当开放的风气遍布于全国，尤其是当广东经济遭遇做强和转型难题之时，数百年来浸透在广东人骨髓里的商品精神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

　　商品精神的体现是头脑灵活，反应快，什么赚钱做什么，船小好掉头。这种商品精神可以让外界惊诧于广东人老板多，但是，广东人的企业需要长大，长大中的企业需要的是一种长远的经营方略和市场心态。单纯的商品精神在长远战略面前显得无力维继。固然，这对有着生命周期的单个企业来说无可厚非，但对群体企业却不能等闲视之。群体企业以单纯商品精神思维行事，灵活是灵活了，但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群体经营风险。

　　广东为应付前几年高发的金融风险而费力不少，并且有的地方政府一度谈金融色变。其实，金融风险高发危机实际上是企业做大风险危机，这一危机的背后是企业人管理思路问题。这需要从思维传统上找到来自对企业人行为的解释。而来自企业的注脚则是，广东企业在做大做强中所暴露的自身经营风险也较多。

　　这样发展的企业难以做大，难以做大的群体企业就不能托起一个地区的经济脊梁。这实际关乎的是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大省如何走强的经济思维和长远命运。

　　说到底，单纯的商品精神可以成就风气之先，却难以成就风气之大。

　　成就风气之大需要的是市场精神。市场精神不计较短期赚不赚钱，而是注重品牌战略和攻城略地的大市场心态。市场精神和商品精神起点不同，发展空间和发展张力自然不同。商品精神下的灵活风气，其类似词汇是妥协。而市场精神贵在坚持，坚忍不拔的坚持，坚持把我的东西做成最赚钱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企业经营逻辑。

　　广东经济需要转型，这一转型同时也是广东企业的转型，更是广东人的转型。如果只解决了转型的战略布局问题，而没有解决转型的主体——企业以及企业人的问题，还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因此，这种转型需要广东人从商品精神演进到市场精神。这是广东经济转型的第二层要义。

　　从商品精神转到市场精神，或者说，从商品文化转到市场文化，首先需要的是规范意识。企业发展要有长远规范，甚至从企业一开始就规范发展，这样，等到企业做大之时，转型只是一步之遥，而不是千山之隔。其次，需要全球视野下的大市场观念。从文化意义上讲，泛珠三角合作计划的提出，就是为广东人树立了一种大区域市场观。再则，要放弃妥协，学会坚持。

　　想要做大做强的企业需要这样的心理和行为自觉，社会同样需要具备能够滋生这种企业文化的社会基因。目前，广东人需要培育这种社会基因，这就是要扬弃商品精神，创造市场精神，并为之提供最大的文化磁场。

　　有了此层要旨，广东经济才能真正引领全国，广东企业才能对决于世界，广东人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赋予她的特殊使命。至于文化创新，在市场精神的纲举目张之下，就显得水到渠成多了。当然，市场精神的群体培育和壮大，需要引导，这正是广东文化大省建设和经济转型中需要考虑的。

　　·观点·

　　李江帆：广东的“文化力”

　　文化力问题是一个横跨文化界和经济界的跨学科问题。我以为，就文化力(Power of Culture)本身的涵义而言，顾名思义，它是文化力量的简称，泛指文化具有的一种作用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农业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愈来愈多的精神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文化力和经济力是不可分割的，不存在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的问题。文化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力交织在一起的。广义文化力囊括经济力自不待说。狭义和中义的文化力创造精神产品的活动，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是文化和精神活动；另一方面，这又是经济活动。因为这些部门的文化精神活动是通过文化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实现的，这四个环节的全过程都涉及经济问题，哪一个环节都体现这些部门的经济能力，即经济力。就此而论，文化力就是一种生产力。文化力和经济力是不可分割的，不存在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的问题。

　　在当代，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就不能只根据它的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工业品的加工能力，而是根据其科研水平、开发新产品的创意(体现为科研服务产品的水平)、信息能力、文化产品在物质产品上的应用水平(体现为质量和品牌等)来判断。国际

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加工能力很低、信息能力很强，国际竞争力弱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加工能力很强，信息能力很弱，就是明证。

　　应该看到，文化界讨论的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问题，其实涉及到对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的划分问题。在国民经济发展史上，农工商长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科学、教育、文艺、娱乐等文化行业一度被视为非经济部门，而把这些部门中合二为一的文化力和经济力，看成只是“文化力”。

迪士尼乐园游人如鲫，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美元随之滚滚而来，这不只是一种文化力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经济力的体现。

　　我认为，就文化生产力而言，它本身就是经济力的组成部分，不存在转化问题。我们讨论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涉及的是文化艺术产品和精神产品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即文艺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影响力。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名家：确立先进文化力理念

　　文化力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主要体现在制度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创新所带来的影响上。文化力对经济力的推动，最明显地体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牵引上。高科技促使互联网、电脑芯片等“新质”的产生，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当代文化的发展，从文化现象到文化产业，从一般文化到先进文化的进步，形成促成人类生产方式转换的历史性契机。文化的创新特别要突出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在这个层次上，文化创新是促进生产力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力量。

　　广东人在思想解放、体制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使广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经济飞速发展。如果能结合广东人的特点，将文化与市场结合起来，利用市场杠杆来带动文化力的发展，让文化与经济、市场相融合，那就能扬长避短，不仅可以克服广东人的思想缺陷，同时还可以让文化力在新型的文化生态和经济生态的共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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