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和谐之路：创新型经济消解外源型隐忧

　　丁力

　　自主创新，以及由此还来的一系列制度的、文化的变革，是解决社会公平、创新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外源型经济的社会型效应”

　　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揭示，几乎在所有国家与地区，都存在着这样的发展规律：第一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而只有当经济发展超越了该阶段，贫富差别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获得改善。如果说一次分配主要解决效率问题，那么，二次分配重点解决的则是社会公平。

　　与全国不尽相同的是，当前在广东省出现的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与外源型经济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有关。外源型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促进广东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外源型经济也给全省

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挑战。首先，外源型经济是直接导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在广东形成了独特的二层区域经济结构现象，即在广东省范围内分布着一层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内源型经济，其上覆盖着一层以香港为物流中心，以珠三角地区为界的外源型经济，由于两种经济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互不交融，最终形成在空间上集聚但在运行中独立的区域经济体，尤如二块木板叠加。周边地区的经济落后主要表现为外源型经济层的缺失，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广东省90%以上的外源型经济都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由此带来了全省范围内招商引资的热潮，让周边地区一些领导误以为抓招商引资就是抓经济发展，从而忽视了对当地内源型经济的培育，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差距。

　　其次，外源型经济也带来了珠三角内部的贫富分化。在外源型经济发展中，最大的获益者是来自境外的企业投资者，在相关制度与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外源型企业通过压低地租、克扣工资、污染环境、逃避税收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将私人成本外部化，给广东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留下了各种隐患。

　　外源型经济也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大量外来民工在我省的集聚，部分农民依靠房屋出租、土地分红与为民工提供生活性服务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由于创业的艰难，不少农民成为寄生在外源型经济之上的“二世祖”。与创业者不同，“二世祖”没有独立的利益追求，与现有的外源型企业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有的利益格局一旦出现变化，如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换代，“二世祖”的既得利益就难免消散。

　　外源型经济也培育了大量的相对贫困者。首先是大量的外来民工，除少数素质较高的生产管理人才，多数人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近年来出现的“

民工荒”现象表明，他们获得的与他们期望的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外来民工户口不在广东，很多人已经长期在广东生活，有的甚至举家迁徙扎根广东，成为广东省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主创业是自主创新的前提

　　和谐社会并非要求通过牺牲效率来实现公平，富裕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通过自主创新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的难题。

　　但是，自主创新无法一蹴而就，创新首先需要创业，在一定意义上，以外源型经济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更迫切需要广东补上自主创业这一课，自主创业是自主创新的基础，自主创新则是自主创业的发展。浙江与佛山的经济发展都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只有自主创业，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我们的百姓才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最大利益，我们的资源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合理利用，我们的成本才可能与收益获得最大限度的统一。

　　广东的GDP其实仅仅是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财富，在这里，无论哪路英雄好汉，只要在广东创业，其成果都算在了广东的名下，造成广东的GDP无法真实反映广东人的创业能力与成就，更糟糕的是，这种创业主体的模糊让许多人产生了错觉。欧美国家更多使用GNP而不是GDP或绿色GDP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招商引资是一种与创业有关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创业的主体并不是从事招商引资活动的政府官员，而是作为投资者的企业家。如果我们投入的只是土地与劳动，收获的只是租金与工资，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就不是创业者，充其量只是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工业化初期，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市场风险的承担者，经营利润的获得者才是真正的创业者，不难看出，创业活动其实就是企业家的活动。

　　如果GDP增加了，但生产要素不是我们组织，市场风险不是我们承担，经营利润不是我们获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缺失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我们的活动就不配称作自主创业。按照自然演进的规律，创业能力普遍在工业化初期形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创业能力的培育越来越艰难，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历史最初就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艰苦的创业史。

　　自主创新活动可以进一步分为创新模仿、创新参与和创新主导三个阶段。与创业阶段不同的是，创新企业需要投入专门的力量进行研发，进行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需求创新，其中工艺创新是创业阶段生产管理的提高，需求创新则是创业阶段市场营销的延伸。由于创新活动在本质上是无法事先预知的，创新者必须承担未来不可度量的风险，因此，创新主体必须有能力承担来自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与需求创新的全部风险，这是自主创新与自主创业最大的不同。企业承担创新风险的能力是在自主创业、创新模仿、创新参与及创新主导中逐步形成的，除了极少数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多数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都将创新的风险通过市场进行分散，在一定意义上，唯有企业分散风险的能力强，自主创新的能力才可能强。由此可见，在创业阶段形成的经营能力，正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

　　广东文化再造与企业家精神

　　和谐广东需要富裕社会来保证，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和谐广东只能是空中楼阁。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始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发达国家较高的服务业比重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是这些国家产业资本大量转移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更不能在工业化遭遇困难时采取轻易放弃或者试图走捷径的态度。

　　其次，和谐社会需要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通过自主创业与自主创新来逐渐缩小区域间贫富差距。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无法指望通过外源型经济发展来改变落后地区面貌，更无法指望外源型经济帮助我们自主创新。因此，外源型经济可以帮助我们推进工业化，但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不可能是外源型经济，以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内源型企业与企业家，不仅是广东省经济发展共同的基础，同时更是我们自主创新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实践表明，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除了在农村基础设施上加大政府的投入，通过减免农业税等以减轻农民负担外，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培育与增强广大农民的创业能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大量农民在城镇的集聚只会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负担而不是动力。洗脚上田并不表明农民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提高，更多只是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与就业机会的增加。与浙江等地的内源型经济发展不同，浙江的农民是先创业后进城，即先在农村办企业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然后进城谋求新的发展，由于有了较强的创业能力，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很快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人。我省的农民大多数是先进城后创业，是外源型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土地并造就了这些失地的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先创业后进城的农民比例并不高。

　　最后，和谐广东需要以企业家精神作为新基因进行文化再造。今日广东之文化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与现有的外源型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密不可分，在广东人精神中有开放、包容、务实、敢为人先等积极的因素。

　　著名的《美国企业家宣言》对企业家精神作了如下诠释：“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公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万分痛苦。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应当看到，集创业者与创新者于一身的企业家并不是今天的“二世祖”随时摇身可变的，它需要我们在精神上的脱胎换骨。

　　(本文作者为广东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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