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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
在古代的东亚，中国一直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至少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在19世纪中期西方的“国际”观念进入东亚之前，东亚秩序的制度基础就是围绕着天朝而形成的“朝贡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各国与中国是绝对不平等的，但它主要是一种文化道德上的不平等。古典中国政制是“内向的”，圣贤们认为，政治应当追求正义与美德。当时的主流的政治哲学却始终坚持这种政治理念。
这种政治通常并不特别关注拓展疆域。相反，它主动地把统治的范围局限于按照华夏礼义生活的人群之内。所谓夷夏之辨，差不多就是对恰当的统治范围的界定，而所辨者在“文”与“野”。
诚如宋儒陆九渊所说，“圣人重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故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夷狄不通礼义，且不可教化，所以，如班固所言，中国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华夏的道德优越性反而使得古代的中国天子对于外邦并无太大兴趣，今人所谈论的古代的和平主义，其实来自于中国对夷狄的不屑。
当然，在古代，假如四夷因为倾慕中国礼义而前来朝贡，则中国也不会拒绝。相反，天子会大表欢迎，因为，四夷来朝，乃是天子德教远播的象征，也是中国太平盛世的标志。后人看重朝贡体系中的贸易关系，这其实是从“夷狄”的角度来观察的，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物质主义的视角。中国天子、大臣其实早就洞悉这一点，也慷慨地满足朝贡者的贸易需求，或者也会有人乐于获得那些奇珍异宝。但从主流的观念来看，朝贡的主要价值仍然是象征性的。
而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秩序来说，这一朝贡体系则是一种“天下公共品”——那个时代并无“区域”的概念。
按照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总结，朝贡体系为东亚提供了三项公共品：一、中国为“天下”提供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大部分不用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也是一种文化与贸易交流体制，让不同藩属国之间可以进行文化交流和商业交易。除此之外，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作为宗主国，天子也通过册封、平定内乱等途径，赋予藩属国的治理秩序以合法性、且维持其国内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古典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在于，天朝治理的视角是内向的，并无扩张权力的野心。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只是自然地将内部的伦理性秩序向外扩展。其与藩属国的关系，主要不是靠武力来维系的，而是依靠华夏“礼义”——也即政体组织形态、儒家理念、法律体系——的吸引力，依靠其所提供的“天下公共品”，由此自然地形成一个非强制性的“天下秩序”。
而这些“礼义”和公共品，恰恰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同化权力”或“软权力”的构成要件。
东亚的权力政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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