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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邵颖波
7月4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正式受理上海市民邓维捷状告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一案。这立刻引来了全国上下消费者的广泛支持，各大门户网站都因转载这一消息而得到了数以万计的跟帖。这些以跟帖形式显示出来的支持性力量，不仅包括声援邓维捷本人的，同时也有声援受理此案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
这一次，并不能完全把消费者所表达的支持声音，看作是“同情弱者”的传统习惯心理的反映。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反映出普通的、分散的消费大众希望通过某种事件把力量集中起来与垄断企业进行抗争的真实意图。每个人的发言看上去都是脱口而出的即兴而作，但整个事件必须被看成一种理性的运动。对于邓维捷的支持，不同于以往我们经常见到某些情绪性事件，在这里，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出于保护自我利益的目的。
邓维捷个人也同样。报纸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他在使用ATM机查询相关数据的时候发生余额减少的情况。为了1.5元的查询费他走进了法院，这种切实的利益，产生了维护正义的行动。
事实上，舆论此前对银行与银联卡公司结盟的评判就已经势如洪水了，对于金融机构这些行为所涉嫌的问题，包括违约、侵权、托拉斯化，以及滥用垄断地位等等，不仅有法学专家们通过详解《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价格法》等等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给予了充分的说明，更有全国人大代表的紧急上书。但是，银行巨头们仍然采取了既定行动。这不仅表明这些机构在切身利益上做了仔细的计算，也在利益冲突将要出现之前对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行了衡量。银行与银行卡使用者之间的这一冲突，确实是一种理性冲突。
这场冲突的实质意义在于，人们试图通过理性抗争来限制垄断力量。而且，人们也在尝试选择用理性的方式来考问自己怀疑的对象。
那么，想要支持邓维捷的人应该如何做呢？第一步他们已经发出了声音，但是不能指望这些网络意见可以影响到独立审判的法官。那么第二步，他们就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跟上邓维捷的脚步。当他们在跨行查询数据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记录下余额的变化，并且像邓维捷一样到事件发生地的人民法院去起诉。因为每个人在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都拥有这样的权利。
法治社会下，人们考问不公平现象的最正确的方式，就是诉诸于法律，并且听从法律的判决。以拒绝使用的方式进行抵制不是应该称道的方式，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现实意义。或许在将来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储蓄业务的时候，或者银行的数量发展到足够多的时候，这是一种办法。即使如此，自然垄断领域总还是要存在的，在这样的领域人们是无法通过自由选择来逃避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法律以及对法律的运用，来对垄断者加以限制使其达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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