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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尽管房地产调控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但是，就最近所释放的针对调控本身形成的“话语权力斗争”而言，“危机论”渐渐弥漫开来，其内容是：严厉的调控必定带来房价下跌，而当房价在12个月内下跌30%，那么整个房地产行业就灰飞烟灭了，估计会形成1.02万亿的不良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将上升3.2个百分点。而中国银行体系目前正处于同不良贷
款巨兽搏斗的关键期。同上述判断相似的还有一些外国投行经济学家，一部分外资投行在京沪房地产投资和炒作上赚取了很大的价值，他们也是房价下跌将导致“家庭财富蒸发论”的热心鼓吹者。这种“危机论”遭到了买不起房的草根阶层一致谴责。
实际上，2005年底和今年初，上海和深圳等城市都有单月房价上涨30%的“壮观景象”。危机论认为，如果几个月以后，让房价回到涨幅前的状态，那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崩盘，除非这短短几个月发生了大规模的“劣质房地产商”恶性进入和大面积的“不甄别风险的恶性银行放贷”。而根据银监会网站数据，一季度的房地产贷款增幅的确有所回升，但比同期不超过10%。这说明了危机论是一个夸张的言论。
不过，必须承认，调控话语权的推进的阻力会越来越大。一些经济学家异常讨厌房价即将下跌的说法，按照他们简单的逻辑：房价上升可以清晰地释放应该增加供给的信号，政府再大力降低开发商进入门槛，或者在土地供应上淡化垄断暴利的色彩(放宽农地入市)，这将导致和鼓励开发商为市场提供更好更合适的房子。可惜的是，真实世界往往不依照这个简单的逻辑而运行。土地改革重要，但并非唯一重要的。因为地产不仅是一个商品，也是一个金融工具。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体现在售买市场，而更多地体现在金融市场(融资、抵押、杠杆交易)。
但经济学家很难接受的其实是“房地产作为一个金融工具价格，必须要有一种下跌的命运”。他们很合理地推导出，“家庭财富价值缩水，建筑业萎缩，民工大面积下岗，银行坏账堆积，甚至金融体系脆弱性问题”。而且，当这些危机论者遭遇到围攻时，他们常会声称自己不需要为民众说话，而是“仅仅爱真理”。尽管互联网的确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民意暴政”和“草根漫骂”，但成熟的学者需要分辨民意的合理性，从容地坚持自己的见解，并常常用社会真实反思自己，保持心灵拥有一种开放性。
或许我们可以变换一种方式，将房地产问题变成一个“反对商业贿赂”问题，或者是打破“官商联合体”问题，把一个含糊不清的经济计算问题变成一个法律问题。最近发生的一些与地产腐败相关的案件，显示了以这种法律视角来反观房地产问题的必要性。
其实，股改的历程可以为房地产调控树立一个参照。中国股市 “大股东控制”(非全流通带来的顽症)和“股价操纵问题”(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上的顽症)早就被认为是必须进行改革的问题。但是，语言恐吓之网拉得异常密集：比如全流通意味着打压高企的股价，会造成国有资产价值大蒸发，民间财富挥发百亿，银行不能承受之重，股市肯定会崩盘。结果，原本早就该进行的股改一再拖延。随后，大股东侵占资金恶性案例不停地揭露，德隆式操纵手法不断被曝光，国资和银行信贷资金被慢慢侵吞，这才导致了政府下决心推动股改，结果是股市没有崩盘，从股点上看，几乎是“推倒重来”的基础上，一举收复失地，并为未来的股市奠定了繁荣的走向。
毫无疑问，楼市也需要这样的“路径”：因为房地产涉及到土地问题，而土地又是政府控制的，因此存在大量利益空间。决策者可以考虑通过严厉打击“官商联合体”，一方面，可以用反商业贿赂“利器”来挤压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步削减了地方的“地权”，合理地分享土地出让收益。其实，只要银行收紧对房地产的信贷，降低房地产的融资杠杆率，劣质、投机型的地产商，玩弄裙带关系的地产商资金链必然吃紧(优秀而守法的地产商则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破解房地产泡沫难局的起点是打击“官商联合体”，它不仅可以维持中央政府调控的权威，而且，也为调控制造了一个理性的话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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