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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每经评论员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省必然会回到收入分配不均这个原点。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很多，有机会不平等、有腐败、有垄断等等，众多原因造成了一个现象。但要根治这一现象，就得一个个寻找原因，一个个进行诊治疗，像病去如抽丝一样，艰难无比。
就调整收入分配而言，有两种做法：一是由政府直接进行二次分配，比如征收累进个人所得税、投机性的房产高额交易税和遗产税，以及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一方法立竿见影，以中国行政权力之大，实行成本也比较低，易于操作。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三险一金”税前扣除的政策所作的变化可以列入这一范畴，其中心议题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但这一方法不可用之过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发育时期，不仅很容易打击人们的创业热情，还会降低市场的普遍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财产的控制能力有限，很容易使“损有余以补不足”变为“损中等收入阶层以补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并使我国的中产阶层迟迟难以壮大，损害社会的长远发展。
到现在为止，政府对于收入不均的调节基本使用二次分配领域，也赢得了一时的欢呼，但从现在基尼系数仍在扩大的趋势看，效果并不明显。至于行政手段中的最低工资等制度，连劳动保障部的官员自己也承认，大部分被企业压低成本的举措所抵消。
想使收入分配趋向平衡，应从奠定收入分配公正的基础开始做起，即从市场领域着手改革现存明显不公的分配制度。如果资源与利益同时向垄断部门集聚的现象不变，政府在生产领域的调控手段也就越弱，对人们心理影响最大的因垄断而造成的收入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无法扼止。另一方面，受限于户籍与土地等政策，农村劳动力并未实现彻底的自由流动，低工资在某一层面上就成为人造现象。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政府在农村转移就业压力与社保无法普及的压力下，有意制造的低工资。这些制度性土壤不铲除，收入不均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政府在花大力气试图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成为制造收入不均的根源———这一现象并不矛盾，都是在就业与社会矛盾压力下的救急之举，所谓头痛医头是也。
与制造业普遍的低工资同时存在的，还有资本密集型公司的普遍高薪。最新消息称，继建行等银行之后，中行的高管激励制度也大致建立。抛开高薪不论，他们还享有与国外银行家相同的期权等激励制度。银行的理由是在市场竞争面前，必须以市场化的激励制度留住人才，并且，按照逻辑，要打造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商业银行，就必须有世界一流的薪酬，数百万元那算是低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实现的是技术与组织创新，建立世界一流银行与高科技企业的梦想无法阻挡。
两极分化的情况正在加剧，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ouis Kuijs的研究结果，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渐衰弱”的经济体。一般来说，经济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衰落，那么就意味着庞大的实际低工资人口和少数高收入群体“两极形态”的产生。这个势头从1993年开始，2002年后加速发展。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已超过62%，而劳动力雇佣的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度只有6%。这说明，要维持GDP的高速发展，政府也得同时容忍收入分配不均扩大这一伴生现象。
可以看得到的趋势是，由于资本最高收入阶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使得他们的博弈能力极速提升，并且其资金易于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隐藏，政府欲控而不得。但收入分配不均又不能不解决，否则社会风险一来，GDP不免成为艳阳下的冰层。由此，对于可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但我们必须指出，对于最高收入阶层的纵容与对垄断等制度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公的有意忽略是短视的，一个社会致力于剥夺中产阶层，那是在挖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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