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动了该告谁

　　价格涨了，是“垄断性定价”；价格跌了，是“掠夺性定价”；价格不变，是“合谋性定价”

　　通过新浪网的转载，我看到《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垄断与反垄断典型案例”的报道。里面的“典型案例”之一，是“民营航空降价事件”，全文如下：

　　“2006年5月，在武汉，由于东星航空首航期间推出‘买机票赠港澳游’、‘999元港澳双飞5日游’等活动，报价比市场价要低700～800元，结果遭到8大航空公司的联合封杀。去年春秋航空‘超低票价’事件中，民航总局又明言‘机票不得低于4.5折’，以维护老牌航空公司的利益。”

　　匪夷所思。一家航空公司以“赠港澳游”方式变相降价，另外8家航空公司则采取对策“联合封杀”，而身为政府部门的民航总局出面干预，阻止票价下跌，并公开维护“老牌航空公司的利益”。我丈八金刚，不得不讨教：假如这是什么“反垄断法的典型案例”，那根据《反垄断法》，究竟哪一方才是法律要打击的对象？

　　是的，各国《反垄断法》均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是，在这广义的罪名之下，往往还并列了两条狭义的罪名：一是反对“垄断性定价”，即“以不公平的远离成本的高价销售商品”，二是反对“掠夺性定价”，即“以不公平的远离成本的低价销售商品。”

　　姑且不论究竟为什么高价违法、低价也违法，至少从中国《反垄断法》起草委员会法律顾问王晓晔博士的大量论文和公开讲演内容看，正在酝酿的《反垄断法》显然也包括了这两项内容，而且它们很可能就写在同一章节里。

　　好了，假设我们已经成立了有力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又假设《中国青年报》介绍的航空公司价格纷争，恰恰落入了反垄断法的管辖范围，那么反垄断者将如何阐释法律、如何确定违法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呢？

　　当然，完全可以把东星航空确定为违法嫌疑人，因为它显然涉嫌“掠夺性定价”，即“以不公平的远离成本的低价销售商品”，从而扰乱了市场秩序，并(诚如民航总局所表示的)伤害了“老牌航空公司的利益”。

　　要是这样，执法者大可以跑到另外8家航空公司那里，收集财务数据，再邀请几个挂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人，写一堆带着微积分符号的方程式来“证明”：东星航空的定价，大大低于行业成本水平，甚至大大低于国际成本水平，于是给东星航空定罪、罚款、上缴国库。

　　不过，执法者也不妨把另外8家航空公司确定为违法嫌疑人，因为它们显然涉嫌“垄断性定价”和“勾结性定价”。东星航空不准备搞“商业自杀”，它能提供低价和其他优惠，必然是经营有道，而且也让乘客得益了。况且，东星航空的市场份额，恐怕不如另外8家航空公司加起来的大。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垄断者联手欺负弱小者的案例呢？

　　如果是，那么执法者就可以跑到那8家航空公司那里，综合运用刑侦手段，收集高层经理人员的往来通讯，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最终找到8家航空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市场份额商议并共谋价格的有力证据，于是给这8家航空公司定罪、罚款、上缴国库。

　　别忘了民航总局。它控制了民航业的市场准入，是民航业行政垄断的根源。假如没有准入的行政限制，民航服务就是一个自由进出的行业，那么即使只有一、两家航空公司在自由竞争中胜出，民航市场也仍然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中国《反垄断法》是否包括“反对行政垄断”一章，仍有变数。若不包括，那民航总局就可以高枕无忧，可以继续为了“保护老牌航空公司的利益”，或者为了“扶持新兴航空公司的生命力”，自主使用手中的行政命令权，打击这个，扶持那个；若最终包括，那就要看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民航总局这两个国家机关的力量角逐。

　　整个故事，让我再次想起经济学家科斯(R·Coase)的名言：“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它就说是‘垄断性定价’；价格跌了，它就说是‘掠夺性定价’；价格不变，它就说是‘合谋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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