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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频繁面世的各类城市排行榜，并没能消解民众对各自城市上榜的持续关注。近日，由中科院教授张文忠领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北京市政建设大手笔投入的背景下，北京的宜居(适宜居住)程度却呈现出倒退情形。调查指出，北京城建对低收入家庭关注不够，成为其宜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大城市在宜居与宜资(适宜投资)程度上的错位状况，在广州同样显见。6月初，由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涉及全国20个城市的宜资排行榜上，北京高居榜首，但在宜居榜上，却居倒数第二。广州在受访的20个城市中，宜资程度排名第4位，宜居程度却从上年的第4位下降到今年的第16位。报告显示，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城市的整体宜居水平偏低，大城市在宜居程度上趋于劣势。
如果我们尊重此类调查的专业努力，不纠缠于排名的细枝末节，则种种评估都表明，目前国内大城市在适宜居住与适宜投资问题上，逐渐呈现出分道扬镳的态势。经过多年市场取向的城市经营理念下的建设实践，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大城市，日渐在整体城市发展上显现出一种市场优越而非民生优越，围绕市场增值而展开的诸多资源配置，使城市执着于前瞻性的经济与消费增长，而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于社会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漠视和相对放弃。
近年来，自城市经营理念生发提出，配合国内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运动，各大城市无不在城市建设上一掷万金，以求在城市竞争中胜人一筹。这种城市经营理念，从本质上来说，乃是源于市场竞争意识。通过对诸如土地、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以及历史文化特色等无形资产的运作和开掘，实现城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然而，这种市场取向的城市经营理念，在缺乏民意的制度性参与条件下，往往使政府成为了城市经营的唯一主体。当GDP增长的政绩导向，与市场取向的城市经营理念结盟，缺乏市场价值的纯粹民生考虑，在政府进行城市资源的整体配置时，便落到了政策考虑的末位。研究人员在对北京的研究中发现，如果按照家庭月收入排序，1万元以上的人对北京的宜居状况最满意，而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则更多地表示不满意。这种宜居感受和家庭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已经表明，市场取向下的城市建设和经营，对低收入家庭的关注明显不够，进而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包括日常生活、出行、安全、健康以及舒适等诸多方面。
不容置疑的是，位居宜资城市榜首，表明市场取向下的城市经营理念已经取得成功。通过持续建设，大城市具备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完备的配套设施和政策法规环境，然而，其生活成本的大幅提高，对一般居民亦形成了更大的生活压力。以广州房价为例，又有多少民众能对这个城市的宜居程度，说出一句轻松的满意呢？因此，宜居与宜资的分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在市场的潜移默化之下，已经渗透和反映在了城市发展的定位与经营之中。
应该看到，城市经营的趋势，天然地会增加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天然有其嫌贫爱富、妨贫利富的一面，正基于此，政府应该做的恰恰是遏止这一城市发展的劣根性，保持城市的机会均等和底线公平，而非专注于城市发展的其它经营性业务。民众并非缺乏对于市场竞争的心理准备，但对于城市经营中的唯市场倾向，却有着本能的警惕与自然感知。当大多数普通民众在大城市生活中感觉吃力，而经营城市的政府又缺乏二次分配的公平努力，用以弥合普通大众与城市生活之间日益拉大的裂缝，普通民众的城市生活便退化为一种市场至上的城市生活。他们的宜居，成为一个被暂时忘却的梦。
诚然，城市的宜居与宜资之间，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甚至于希望，这是转型中的社会、发展中的城市，所呈现出的一种阶段性状态，可以随着城市的全面发展而最终趋于融合。广州曾提出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成适宜居住和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大都市，在今天大城市的宜居感普遍下降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不仅是政府经营城市的一句口号，也不仅仅是朝向适宜市场精英居住和创业的城市发展，而是一个全体市民，不论贫富皆可向往的未来，这尤其需要一番努力方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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