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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没有明晰和稳定的产权，所谓“合作”牵涉的方面，就不仅仅是农民个人或家庭，而还有一套严密的、频繁起作用的“上下关系”。小岗村之所以能建立“大包干纪念馆”，之所以能将耕者之田“打包出租”，正是因为这套“上下关系”在起作用。
当下中国有70多万个村庄(以往更多)，安徽小岗村，无非是其中一个。在古代，如此小村，若非孕育帝、王、将、相的风水宝地，若无文人骚客的热情讴歌，其存在便难以为世人所知。然而，我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以往。在过去60年来，席卷各地的政策大变动，往往发源于个别小村(至少被宣称为如此)；于是，小岗村有了机会，与1946年即已实行“土改”的“土改第一村”温泉屯、公社化时期的大寨一道，成为中国20世纪史的里程碑。1978年12月，18户小岗村农民按下手印，告别集体，选择“单干”。这一“妄为”是秘密进行的，但事件发生不久，就发生意义转变，公开化为“国家大事”，开启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大门。
参与创造历史者往往要为他们创造的历史让渡出自己的部分利益，小岗村也不例外。在过去的20多年来，受益于其所引发的改革，不少地方变迁速度越来越快，得到越来越多好处，它们最终将小岗村抛在身后，使之成为“落后标本”。恐是为了迎头赶上，去年6月，小岗村在安徽省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投资300万元，建立了“大包干纪念馆”(其意图，在于模仿其他地方的“古村游”模式，利用自己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特殊地位，打造一种旅游品牌，并从中获益)。今年3月，这个28年前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的小村，又酝酿了一场“革命”：小岗村计划重新集中土地，使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
听起来，两件事之间相互矛盾，于是有人称之为“小岗村悖论”：“大包干纪念馆”，为的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假日经济”中分得红利(当然，受益人是谁，尚待考察)；而宣称要实行“合作化”，听起来又像是在回归于几十年前“集体化”经济。
以个别村庄来说事儿，已成为过去60年来中国理论界的一大“思想惯性”；这样的“惯性”有益处(可以方便地用例外的非常故事来推进变革)，也有弊端(可能犯以个别例外来“一刀切”的错误)。考虑到这种“惯性”存在严重问题，我向来拒绝讨论政治化的“典型研究”。然而，我不否认，小岗村故事实在有其饶有兴味的方面。
于我而言，小岗村在上述两方面的举动，更富意味的是其相互一致之处。在小岗村，“合作化”具体是什么？据报道，它是以集体名义，将当年承包下去的土地，核算租价，租给上海一家畜禽养殖公司，供其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在这个新的措施下，村民能参与养猪业分红，还可选择流动于外(外出打工等)。因而，小岗村的“合作化”，实在不同于“集体化”。建立纪念馆，集体出租土地，表明的恐怕是：如今地方政府的权力比以往大了——大到可以努力打造一个小小村庄的“世界形象”，大到可以将全村土地出租(这些方面都值得乡治研究者重视)。
然而，理论界围绕着小岗村的“集体行动”，再度塑造自身的迷思。几年前，理论界似已然分裂为“自由派”与“新左派”两大阵营。面对小岗村的新动向，“自由派”发出感叹，说这是历史的倒退，而“新左派”，则对此欢呼雀跃，说这充分表明，集体生活对于国人意义依然重大。在近期有关小岗村的学术辩论中，不少学者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来区分“改革前”与“改革后”。这个区分确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改革前，我们的国家确实用“集体”这个观念来要求个人；改革后，我们确实给个人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众多空间(甚至为此而牺牲社会整体利益，或牺牲西方社会理论中所谓的“public good”[抱歉，这个词实在不好翻译])。不过，我们不能以为这个区分完全合乎实际——因为，从一个角度看，无论是土改，还是“大包干”，其产权基础与“集体化”之间的区别，实在难说是根本性的(在我们所谓的“耕者有其田”中，农民无非是暂时拥有权利，来使用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而这里所谓的“土地占有”，有严格的时限规定)。没有明晰和稳定的产权，所谓“合作”牵涉的方面，就不仅仅是农民个人或家庭，而还有一套严密的、频繁起作用的“上下关系”(“集体化”更是如此)。小岗村之所以能建立“大包干纪念馆”，之所以能将耕者之田“打包出租”，正是因为这套“上下关系”在起作用。学界有必要暂时搁置脱离实际的争论，从制度入手，思考个案的村庄表述所无法解决的“上下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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