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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凯雷收购徐工一案果然热闹非凡。先有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半道搅局，其后又有神秘人物“响云宵”针锋相对直斥其非。如此一来二去，一桩看似“板上钉钉”的事情，就此口水不断、纷争不止。
出现这样的论争是正常的。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各种各样各执一端的声音从来都是不绝于耳。我们认为，透过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的舆情，其实也能看出改革不断向着纵深发展之大趋势。最起码，比较以往“姓资姓社”的争论，眼下更多着眼于贱卖与否、安全与否的争论更具理性色彩。
在大的层面上，国有资产处置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流失，确实有着探讨的必要。按照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的表述，“内部人控制是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现象”。而国家审计署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及中央部委进行审计而发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为青木的论断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因此，在当前阶段，由于国有产权的价格确定尚无统一完备的程序与机制，因此，所谓“贱卖论”云云，至少可以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争论不应进入漫无边际的伪命题状态，更不能为了争论而争论，从而为旧制度复活或者搁置改革助威壮色。应该看到，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本，与转轨加新兴的独特国情密不可分。
从理论上来说，不同的人，因为不同原因，包括对各种信息掌握的差别，可能对同一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大不相同的预期。10个人或10个资产评估公司就可能搞出10个不同的价值评估。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由于预期本身的差异，最后实现的那个交易价格，如果不是各种预期中的最大值(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最大值，因为有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就可能被一些人认为交易中造成了资本流失，至少那个作出最大预期值的人会认为交易价值太低，发生了资本流失。
其实，这种交易与资本流失的说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而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之所以会在中国被放大，除了国有企业事关全民利益以外，更本质的原因仍在于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下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缺陷—应该由谁来代表国家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行使国家财产所有权，并承担起由该所有权而产生的所有者责任。
也就是说，在国有经济体系内，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像真正的财产所有者那样，在巨大的内在动力和巨大的内在压力双重力量推动下关心国家财产权的损益。
目前，在事关国有资产的交易活动中，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和怀疑，这其实正好反证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再回到凯雷收购徐工这一具体案例上来，抛开大量情绪性乃至人身攻击式的言论不谈，双方争论的焦点仍在于3.75亿美元的价格是否合理。而事实上，至少从表面来看，当时协议的达成是有财务顾问摩根大通全程参与，且有包括三一重工在内的30多家竞购者共同出价竞标。由此可见，在固有的国企基本制度框架下，因为起点上的不完备，因为内部人控制这一“潜在可能”的存在，表面看似严密的方案，还是难以消弭“贱卖”的声音。
因此，破解这种反复出现的、纠缠不清的循环谜团，还是要从源头入手—构筑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企业制度，不然，类似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波折，还会在今后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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