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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大财经热点无不牵涉着外资利益的神经：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即将并轨预示着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终结。外资的“投资利益”遭遇到了拐点；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林哲莹“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言论，以及外管局未来将从“技术层面”对外资投资房地产加强监管和限制的传言，则隐喻了对外资“投机面孔”的反感。外资的“投机利益”遭遇到拐点；另外，正在热议的《反垄断法》也直指外资在产业领域里存在大量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集中度过大等现象，尤其是外资在中国产业内恶意收购等一系列“斩首行
动”。对外资收购的审查变成前所未有的迫切。毫无疑问，外资的“产业资本利益”遭遇到重大拐点。
实际上，无论是FDI或者热钱都呈现出弹性的收缩之势。FDI受限于产业利润率回报，税收优惠减少必然会造成利润缩水。热钱受控于过热领域里的“套利”，而宏观调控则会削弱它们的兴趣。不过，此前它们的收缩态势并不显著。不过，当外资“撞见”这三大拐点后，它们可能就会加速调整。
根据著名学者John Whalley在2006年5月出版的论文《FDI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率里的贡献及与内资的贡献度比较》显示，FDI主宰了中国出口额的50%，以及中国进口额的60%。FDI对中国GDP的直接贡献度高达20%。这个比例跟另外一位著名学者黄亚生估测得差不多，可以作为中肯之论。最近两年，FDI对GDP的增长率(即GDP的增长部分)的贡献度高达40%。也就是说，如果没有FDI，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率可能只有3.4%。
尽管如此，但是，决定外资在国内命运变化的重要参数有了一些反抗意识。这些参数包括：外资的雇佣能力；外资的技术外溢速度；以及外资在国际政治博弈结构中的地位。
首先，从外资雇佣能力上看。FDI的雇佣能力一直非常萎靡。外资(以做产业投资的FDI为例)仅仅雇佣了中国劳工人口的3%，这同它在GDP里的控制力非常不成比例。雇佣较少的人口意味着单位产能的可怕。外资平均生产率和内资之比为9∶1，相差很悬殊。当然，我们可以推论说，外资逐渐向产业的上端游走，资本密集型工业更多了，于是劳动雇佣人口就不会有太多的增长。实际上，恰恰相反。近年来，港台地区和韩国等的FDI呈现高增长态势，而这些资本更多地拥抱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反而证明了外资总体雇佣能力的持续性下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失业率缓慢走高的国家来说，外资和政府“议价”能力必然下降。
其次，外资的技术外溢速度也在下降。也就是说，外资在技术转让和专利保密上变得更加“抠门”。“汽车行业的零件国产化率”的外资抗议事件，及随后欧盟的施压，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些外资势力认为，中国是在用一种强迫的手段来“威胁”外资，而获取技术。而他们最佳选择是，“降低技术转让速度，寻找替代中国的新兴市场”。另外，外资不仅降低了技术外溢速度，同时，它还增强了剥削力，即在不进行新技术引入的条件下，加大了对劳动人口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说，让内外资税收并轨，是对外资激励机制上的必要调整，因为外资的确在提升中国经济质量方面，做得越来越差。
更为重要的是，外资流入带来的外储高持有成本的压力，也让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外资的外溢利益在减弱，外资涌入的成本在上升，这造成了国际政治经济方程上的新算式：摆在中国面前的棘手问题是，中国在对外投资自由化的历程中，如何让中国本土企业能高效地使用手中的外汇，对外投资和收购目标企业，通过股权持有和其他财务占有的方式，完成对收购的国外企业技术、管理和品牌上的整合。于是，外资的流入量和流入速度变成一个次要的问题。
外资命运进入拐点期，对应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也进入拐点期。命运在这里重叠，命运又开始各自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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