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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陈明星
几经反复并一再拖延的《反垄断法》草案，终于在6月24日被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起初被写入、又一度被删除的“行政性垄断”一章的内容，也最终在草案中得以恢复。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就在此前的6月20日，一度传出了《反垄断法》草案将推迟审议的消息，但次日该消息即被修正。在审议前这种敏感时刻，外界对于《反垄断法》草案的种种传言、猜测和反复，恰恰说明了各界对此的高度关注，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自1987年国务院成立《反垄断法》起草小组至今，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这一有着“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牵动了无数公众的神经。新近一项调查显示，92.7%的人期待《反垄断法》草案能够尽快审议通过。
之所以引来如此高的期待率，自然与其千呼万唤的土壤息息相关。在日益频繁出现的跨国公司“斩首性并购”面前，在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10万元的荒唐面前，在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且尚无设限时间表面前，在“机会不平等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面前，反垄断已经不仅是关乎若干寡头企业的游戏规则，更是关乎保护民族工业、保障公众机会平等、维系社会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利器。
然而，也正因此，我们对《反垄断法》不宜寄望过高。因为，《反垄断法》已不仅仅是对于个别垄断企业的约束，它更被赋予了营造全社会公平、合法竞争氛围的使命。为此，保持长期垄断地位的行业、部门，将无法逃脱《反垄断法》的约束范围，但这也恰恰为其制造了难度堪比蜀道的麻烦。
毋庸置疑，《反垄断法》并非万能的，对其全面理解并彻底执行，更需要一个过程。否则，滥用《反垄断法》，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增加交易成本，更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即便能够得到彻底执行，由于《反垄断法》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其高昂的执行成本。对此，微软在欧洲遭遇的旷日持久的反垄断官司即是明证。
当前，国家利益行业化、行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在一些场合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尽管在限制行政性垄断方面，草案在原则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同时，还以专章形式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了具体规定，但只要反垄断仍由垄断利益拥有者主导，其结果便不容乐观。道理很简单，打破国家利益行业化、行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无疑相当于垄断利益拥有者的“挥刀自宫”，这需要无与伦比的勇气和魄力，其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此，尽管垄断广遭诟病，但时至今日仍难以灰飞烟灭。
其实，反垄断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严格说来，破除某些领域的行业垄断，已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涉及体制改革的政策性问题。如果不能全面根除垄断存在的土壤，单纯依赖《反垄断法》的左冲右突，《反垄断法》将难以避免地面临尴尬的境地，不仅可能流于形式，甚至可能沦为造成企业内耗的工具和罪魁祸首。
而目前，充其量，《反垄断法》也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反垄断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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