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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一名青年女子站在工厂大门前脱衣示众，目的是为了讨回8000多元血汗钱。
“下午3点多我到这儿来，老板还是不在!我心一横就把衣服脱了……”红衣女子的那一横心的冲动，不过是一种表达无力后的消极自救罢了——如果她按部就班地讨薪，可能无人过问;可是她惊人一脱，却可以吸引关注，赢得同情。
所以，年轻女子的脱衣讨薪其实是一种媒体依赖的表现，让自己的“脱衣讨薪”成为具有传播价值的公共事件，吸引媒体报道和公众的关注，甚至纳入有关部门的权责视界，从而扭转自己的苦境。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媒体的介入和报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问题解决，但却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正常机制。当某一事件发生后，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相关部门就会对此视而不见。直到事情闹大了，引起了媒体关注，才敷衍地解决一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非报道不解决的消极惰性。而在这种惰性下，同类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能够获益的只是媒体关注下的少数个体。
而且，由于相似的苦楚不大可能总被关注，于是，一些身背委屈者为了尽快地解决困难，甚至做出了迎合媒体的出位行为。于是，各种挑战道德和秩序底线的表演应运而生，各种诉求和表达乱象不断出现。
当然，讨薪闹剧频频出现的原因，不是媒体滥情，也不是当事人做作，而是在资方和劳方地位悬殊的博弈中，扮演裁判角色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缺位和失语。试想，如果表达机制完善，有更体面更经济的渠道来讨薪维权，谁愿意寻死觅活?谁愿意当街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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