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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李军杰
如果仅从工业和价格的数据来看，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仍然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特点。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31747亿元，同比增长17.0%；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同比上涨1.2%，其中5月当月同比上涨1.4%，稳中略升。
但是从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增长速度来看，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相当明显。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已经达1.78万亿，占央行年新增贷款计划2.5万亿的71.3%。1-5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443亿元，同比增长30.3%，比去年同期增长3.9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高3.1个百分点。从投资继续快速增长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前期的投资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可以预见，除非有较大力度的投资调控政策出台，下半年投资增速很难有明显回落。
对应以上两组数据，学界对目前经济增长的判断以及下一步调控思路，也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目前的价格总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因此还得不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进而经济已经过热的结论。主要论据有三：一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变，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带动了相关领域投资的高速增长。二是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城市化进一步加快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求也迅速扩大。三是从劳动力、技术(生产率提高)和资金等要素供给方面看，有效供给能力大大增强，潜在的国民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更高一些，因此，目前相对较快的投资速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总体来讲，目前经济增长既快又好，短期内宏观调控不应采取大的动作。
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经济增长已经出现过热苗头，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的趋势。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而货币信贷投放则与社会整体资金流动性过剩有关，属于总量问题。下一步投资调控的重点应放在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应放在总量紧缩。
尽管当前高速增长的投资本身也构成了当期需求，这部分投资在挤压了一部分消费的同时，确实也作为需求消化了大量的供给(尤其是生产资料领域的供给)，但是它本身正在或即将形成更大规模的产能释放。换句话说，需求在增长，供给却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如果任凭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在中期进一步加剧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加大金融风险，增加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这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的最大弊端。
至于总供给能力增加会提高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论调，更是站不住脚。原因很简单，按照“木桶理论”，最短的木板决定整个木桶的容量。由于我国目前环境承载能力和能源供给水平不但没有明显缓解，并且伴随着本轮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还有进一步恶化和紧张的趋势，因此仅仅依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供给增加，并不能得出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结论。
中国的投资高增长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形成的，城市化和重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投资，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及储蓄的持续高增长也给投资高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在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依赖外资、国际经济环境又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一旦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投资循环出现停滞，投资增速明显减缓，在投资效益下降的情况下，外资就会有集中、大规模撤离的可能，届时轻微的经济调整就有可能被强化成严重的经济衰退。
因此，对于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形势应居安思危，应高度重视投资过快、信贷偏快、流动性泛滥对中期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宏观调控的理念应该避免盲目乐观和冒进主义，应该深刻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稳健、谨慎的调控态度，着力于“预调”、“点刹”和结构性调整，严格遏制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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