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 你能做的我也能做吗

　　顾蔚

　　印度是个拜神的国家，但印度人家里放的佛像，十有八九是中国生产的。印度大量产品依赖中国进口，印度政府迫切希望能够效仿中国，靠发展制造业来拉动经济，促进社会底层人士的就业。

　　作为世界科技外包中心，印度的软件出口行业价值是中国的12.5倍之多。有制造业中心之称的中国，并不满足于只赚取廉价的手工钱，试图能够进军软件外包和科技服务行业。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各个国家最好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然后再交换。中国和印度两国目前优势互补，各自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闯出了一片天地。但他们却不愿被局限在一个领域，希望能够成为全能的生产者。中国和印度认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中国和印度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分工，和教育水平、历史背景，甚至法律规章都有关系。5年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分工可能会变得模糊，但经济转型说易行难，大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必须遵从国民生产、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很难人为扭转。

　　两国的分工不同，根源在教育。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高于中国，甚至有“一流学生上印度理工学院，二流学生去斯坦福”之说。这些英语流利的科技精英，成为印度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上制胜的法宝。

　　中国工程师数量虽然不逊于印度，但英语水平和项目管理素质普遍不如印度同行，而工资水平则要高15%左右。中国有必要将自己定位于印度的一个补充，与其和印度在英语国家市场直接竞争，不如花更多精力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市场。

　　印度普及教育水平不如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加工业上先天不足。中国9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培养出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而大字不识的底层人士可能连一些基本的工作都无法胜任。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只有9%的人不识字，而印度会写自己的名字的人仅占60%。

　　万事达卡亚太区经济顾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访问教授王月魂指出，印度要成为制造业巨头，必须先修改它的《劳动法》。印度1947年制定的《劳动法》的54条规定:任何规模在100人以上的印度工厂，如果要裁员就必须先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

　　机器代替人是制造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没有一个工厂可以保证，不会因此而削减人手。王教授指出，有的印度企业通过行贿来获得裁员批准，但对于遵纪守法的外国企业来说，这一条规定成为他们进入印度市场的致命障碍。

　　基础设施也是印度发展制造业的一个瓶颈。除了电讯以外，印度基础设施成本平均是中国的1.5到2倍，公路的不通畅更使得运输时间成本大为增加。印度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也限制了其政府改善基础设施的能力。

　　中国在发展服务业上的聪明之处，是直接从印度取经。一年前，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找来印度最大的4个软件公司竞标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在中国时间最长的TCS(TCS.BO)公司在竞争中胜出，7月份将与微软(MSFT.O)以及三家高新技术园区设立合资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内雇用5000名中国雇员。不过，中国传统的轻服务、重实物的观念和盗版盛行等，都是其发展服务业的障碍。

　　印度在

化工、制药和

汽车配件等工业上具有优势，但这些企业要发展，最好的土壤不在印度，而在中国。对他们来说，与其等待印度基础设施好起来，还不如携带他们的管理和技术，转投中国生产。

　　如果中国发展服务业，印度发展制造业的愿望能够实现，将进一步增加这两个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对发达国家的“威胁”，两国也有可能从现在互补的关系走向更多的竞争。不过，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你能做的我不一定能做到。(作者信箱：[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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