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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围绕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博客要约收购而引发的三一与徐工间的收购之争，成了网络与媒体的热门话题，不管向文波出于什么目的对徐工与凯雷收购案“说三道四”，可以明确的是向文波祭起的是民族产业的大旗。而从网民的反应和媒体的评论来看，也基本集中于徐工被外资收购后对中国装备工业可能造成的危害。
如果我们把向文波的“徐工不能被外资控股，徐工不能被贱卖”的呼吁看作近年来正在兴起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个样板，而把收购徐工的国际私募基金凯雷看作全球资本的代表，那么三一的“搅局”实际上就成了一个象征意味极浓的事件，即如何来看待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
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似乎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会出现保护民族产业的经济民族主义，恰恰相反，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全球化的孪生物，是不分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远的不说，今年以来，就有美国国会否决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控制美国六城市港口经营权，法国和卢森堡中止英国米塔勒钢铁公司收购法国的阿塞罗钢铁企业，以及法国和西班牙政府阻滞意大利和德国公司的“恶意”收购等一系列案例。
经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审核、限制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产品进口，保护国内企业或产品的一种行为，其目的是经济活动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所以经济民族主义也被称为“经济爱国主义”，它是经济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信奉自由贸易的人，只要见到民族主义就一概拒斥。的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分强调保护民族产业，甚至以此为借口拒绝开放，保护落后产业和企业，最终会有损国家竞争力；但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经济民族主义一无是处。我们应该看到后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如果完全不参与全球化进程、闭关自守，只能使一国丧失同广阔市场相互交往的一切好处，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另一方面，如果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急切地参与这一不公平的进程，则有被消灭的可能。在这一意义上，经济民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一种无奈和抗争的复杂心态，既介入全球化进程，又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某种程度上的阻挡，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具体到中国，我认为，某种程度的产业保护是有必要的。从实际来看，外资已不满足于直接投资，它们希望与政府联手，用并购方式直接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消灭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这从外资对一些战略产业的中国企业实行所谓的“斩首计划”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如果强调按照资本意志行事，那么在强弱力量明显不均的情况下，正中外资下怀。
至于徐工并购案是否成立，当然可以讨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该听听向文波的意见，向以其管理中国工程机械业最大民企的经验，应该比一般人更有发言权。我们确实应该对徐工的被收购是否会构成对国内产业的威胁进行审慎的评估，这与徐工是国有特大型企业的身份无关，而与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平有关。我们既然不能容忍国有企业一股独大，一企独霸，又怎么能将这种垄断地位拱手相让外资？
长期而言，我们一定要坚守自由贸易的精神。但这并不妨碍政府依据程序正义与公平竞争的原则，考量外资垄断性并购的利弊。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从目前来看，有关外资并购的政策虽然很多，但还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些政策对管理外资的一般性并购或许不成问题，但在事涉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政府显然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尽快填补这一空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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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波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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