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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将法定准备金率从7.5%上调至8%，旨在控制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泛滥以及可怕的固定资产投资。
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据称可以冻结1500亿银行资金，但这是一个较为乐观的看法。因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削减超额准备金率的方式(目前超额准备金率大约保持在3%的水平)，释放出一部分新的资金。
实际上，央行最近频繁进行央行票据操作，已经显示了央行对控制流动性的重视，但也体现了克服流动性的一些局限性。由于中国国债规模较小，不能承担调节银行间的货币量的功能。央行不得不采用票据手段，密集型地使用导致了央行票据的发行和承兑几乎是犬牙交错，甚至有的央行票据的发行目的就是为了对冲到期票据(即承兑那些过去发行的，现在已到期的票据)。于是，我们经常看到，央行票据操作一周前是净回笼，一周后则又变成净投放，然后不得不再投放票据进行更大力度的回笼。这似乎是在做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游戏。
既然央行在控制流动性上相当吃力，还不如直接面对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利用流动性泛滥的局面，进行激进的利率机制改革，尽管这种改革可能会影响央行收缩性政策的效力，但是，它能获得另外的、长久的、更高的价值。改革的关键词是：考虑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从目前的0.99%水平快速削减到和活期存款利率(即0.72%)相近甚至以下的程度，未来超额准备金利率将应该是零。此前，我们曾经在2003年将超额准备金利率(当时和法定准备金利率相同)从1.89%下降到1.62%，在2005年3月又再次下调至0.99%。而按照全世界银行业的通行规则，超额准备金率一般在1%，足够对付清算和头寸调拨等等资产运用功能，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一般都是零，它没有资格计息，仅仅类似于一个清算账户。
原因很简单。流动性泛滥肯定会导致银行间拆借利率的走低，但不可能低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因为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银行发现，借钱给别家银行的利率竟然低于上存到央行的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肯定会拒绝借出这笔钱。所以，超额准备金利率成了货币市场利率的底线。而目前0.99%的底线水平是不真实的，因为这没有充分反映了真实的流动性泛滥的状态，确切地说，真实的货币市场利率应该更低。同时，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降到活期存款利率以下，这变相鼓励了存款利率自由化运动，因为活期存款利率肯定会往下调，商业银行再也不能通过增大超储比率来轻松应对活期存款利率的支付了。另外，也给未来发行央行票据以低利率的空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央行票据利率水平逼近0.99%，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可能会通过增大超储比率来转嫁利率风险给央行。
毫无疑问，削减超额准备金利率也许会加剧流动性泛滥。但这是进步性的路数，在1996年，我们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是7.92%(当时活期存款利率是1.98%)时，我们是很容易进行流动性控制，因为商业银行使劲把钱往银行存，但央行付出了“兜包利率风险”的惨重代价。如果反向操作，将控制流动性泛滥视为最高目标，那将是开倒车。
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的流动性泛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外汇占款和央行控制的货币投放。外汇占款是一个外生性因素，如果人民币汇率采取的是一种缓慢的上升方式也许会减弱这种外生性。但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即我们的流动性泛滥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内生性问题。就像1970年代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运动的“情境”一样。弗里德曼贬低和刺穿了“货币发行多(通胀趋势)是因为外部原因”，他说，只有一个可能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多了，而这是内部需求所导致的。这是内生性的问题。也许央行应该回忆我们进行大规模GDP修正前(即国家统计局将GDP修正，提高了16.8%)的M2和GDP含糊的关系，以及关系演变的故事。因为我们可能进入了货币主义的历史情境区，它虽然在其他地方已经过时，但我们也许暂时还不能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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