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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情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而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称今年我国的登记失业率将控制在4.6%以内。(《中国经济周刊》6月19日)
全国性的统计数据，却将数量庞大的农民剔除在外，这样的统计方式，虽然让人觉得难以理喻，而在时下的统计实践中却远非“失业率”独有：比如，统计部门每年都要公布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其实“在岗”的农民工就同样是“不算数”的，再如，此前引起广泛争论的死亡赔偿“同命不同价”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计算死亡赔偿标准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是“另当别论”的。而这方面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国家统计局官员日前在谈到我国贫富悬殊问题时所说的，“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目前分别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统计都低于0.4”。(《中国证券报》6月14日)
无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是我们应当承认的“国情”，但是承认这样的差距，不等于就应该强化、乃至放任这样的差距。毕竟，农民也是国家的公民，而且是数量最庞大的公民，而既然是公民，就必须遵循“法律(统计)面前必须人人平等”的权利原则，否则，公民之“公”就难以名副其实了。更重要的是，正视并尽可能地去消弭这种公民权利处境的差距，实乃国家责任所系——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不久前《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以“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为核心的“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中新网》3月28日)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仍然农民的失业不算失业，强调基于城乡差距的“国情折扣”，显然是并不适宜的。因为这样的“国情折扣”，实际上无形中构成了对农民生活权益、人生处境本身的“折扣”和漠视，除了为表面的政绩数字增色外，实在别无用处。
当然，仅仅统计计量上的“一视同仁”，只是一个技术方法问题，并不就意味着农民等弱势群体境遇的实际改善，但我想，通过这样的“一视同仁”，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真实、完整的国情数据——如真实的国民失业、收入差距状况，而有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数字基础和认识态度，无疑更有助于我们直面而不是回避现实国情，并增强努力去改进、解决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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