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信贷高增长

　　编者按：今年一季度人民币新增信贷投放1.26万亿元，超过了央行年初制定的全年贷款额度——2.5万亿元的50%。4月份的新增贷款3700多亿元，又创历史同期最高。央行公布的这几个数据立刻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信贷高增长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趋势，出现的原因以及后果又是怎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期论坛邀请来自人民银行、监管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商业银行的几位青年专家，探讨信贷高增长背后的种种问题。

　　温彬：信贷高增长下应警惕资产泡沫。

　　近期，信贷高增长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信贷高增长的原因。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因此要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首先要看看全球经济的情况。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即：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和全球经济失衡，事实上这两者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始于最近几年。在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概念炒作完了之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导致利率长期走低，日本的利率也接近零，中国在经过1998年至2002年的通货紧缩之后，2003年开始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一个好的发展势头，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是高增长和低通胀。目前，国际上

能源、贵金属、基础金属价格持续攀升，全球房地产都存在泡沫，中国股市借

股权分置改革的东风也在大幅度反弹，这些情况的出现都可以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

　　中美贸易的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之一。从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贸易三因素来看，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呈现出相反的状态：美国投资需求不足，但消费需求却很旺盛；中国投资需求很旺盛，但消费需求不足。这种相反的状态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贸易是把中美经济联系起来的纽带，中国投资生产的大量产品出口到美国，满足了美国旺盛的消费需求。中国经济正处于投资主导型的增长阶段，大量投资形成的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无法消化，只能出口到国外，于是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占比提高是发展趋势，但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还不可能跨越基础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因此投资大、投资增幅快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必然。自宏观调控以来，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是被宏观调控压下来了，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投资则没有被控制住，增长还是很高的。从投资方向看，主要是大型钢铁、石油、石化、电子、机械、基础设施等。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投资的增长和信贷增长是高度相关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固定资产投资70%以上的资金来源依靠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今年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6%，比上年同期加快3.9个百分点。投资的强劲增长成为当前人民币信贷扩张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顺利，中行和工行年内都将完成IPO，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可能启动IPO和再融资，预计募集资金将超过1500亿元。根据

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收益率(ROE)应达到12%的监管要求，这就要求新增税后利润180多亿元。假定税后利润的70%来自贷款利息收入，且目前利差水平为3%，那么仅商业银行因增加的资本金就需要新增贷款4200亿元人民币，因此下半年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会很强烈，但是随着宏观紧缩政策的实施和企业直接融资的发展，商业银行之间发放贷款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然而，如果不采取优先发展信贷业务的原则，那么在当前市场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发展债券投资业务也难有大的作为。由于债券市场资金充足，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不断走低。除信贷和债券投资业务外，仅靠发展中间业务来保证新增资本金获得较高的回报率是有很大困难的。

　　总体来看，下半年中国经济确实将面临大的挑战。表面看，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很好，但资产泡沫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连锁性的反应。现在存在的是全局性的风险，然而对个体而言似乎很乐观，投资的股票、房地产普遍上涨，这种错觉会使个体忽视当前隐藏的巨大风险，因为各项资产上涨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而非有实质性利好因素支撑，因此这种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

　　许明宇：从中长期看，政府必须对导致信贷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2006年第一季度我国信贷增速跟以往同期相比偏快,4月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也受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影响，是否合理还需要讨论。

　　偶然因素主要是部分国有银行改制完成,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刚刚完成上市融资,出于“早投放、早收益”的考虑,贷款出现快速增长。还有些银行尚未进入改制阶段,但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等其他考虑而多发放贷款。股票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虽然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但我们确实看到股票市场的上涨和贷款的投放呈现出某种正相关性。从一些具体的数字上也可以看出，2005年第一季度累计增加人民币贷款7375亿元,其中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大概占了55%，长期贷款是42%；而2006年第一季度累计增加的12568亿人民币贷款中,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则占到了将近60%，长期贷款降到了39%。短期贷款的增加并不好解释，因为很多企业都发放了短期融资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票据和短期贷款还是增加了这么多？

　　信贷增长，特别是长期贷款的增长有一个必然的原因，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今年一季度，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了4.5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6%，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时，首先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固定资产增速后，在房地产投资拉动下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加速，既而引起全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房地产投资增速后，经济往往进入过热阶段。从今年1～4月各行业投资增长情况看，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电力行业已经低于平均水平，但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采矿业、制造业和交通行业的投资呈现高增长态势，这说明投资的增长已经从房地产投资增长、继而拉动金属、水泥等基础原材料和电力等行业增长进入到第三阶段，即采矿业、制造业和交通行业全面增长。同时，根据安邦的研究报告，中央投资比例目前已经降到了10%，而地方投资比例达到90%，这一方面与制造业、采矿业投资由地方主导相吻合，同时也可能与地方政府的换届、“十一五”规划开局等因素导致地方基础设施类投资增长有关。人民银行的报告显示，第一季度中长期贷款投放增速超过30%的行业分别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33%)和房地产业(30%)，也证明地方市政项目建设是贷款增长的原因之一。贷款的增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货币的超量发行。由于国家财政赤字、人民银行为以前基本建设项目和近年解决信托或证券等金融机构问题发放再贷款、没有对冲的外汇占款等原因，M2长期以来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一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去了，就有了放贷的冲动，贷款总规模必然增加。

　　那么当前信贷高增长是否合理？我认为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信贷的高速增长是否导致货币供应量M2增长超过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从中央银行的角度看，由于大量的基础货币属于被动投放，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因此将M2增长幅度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用以前瞻性地预防长期通货膨胀发生和资产价格泡沫是合理的。第一季度,M0和M1的增长速度都在12%以下,但M2的增长速度接近19%，不仅超过央行设定的目标，也高于近年的平均水平，因此控制信贷规模高速增长自然成为央行的调控手段。二是信贷的高速增长是否支持了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从而导致基础资源和交通运输的全面紧张。中国由于经济规模庞大，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但会引起国内资源的紧张，而且造成世界资源的全面紧张，这也是中国决策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政治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高速的信贷增长确实对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但由于前面谈到的偶然因素，央行仍然需要根据进行窗口指导后一段时期金融运行的情况再做判断，因此中央银行选择提高利率向市场发出长期利率上升的信号作为对一季度信贷高速增长的反映是明智的，保留了以后根据市场实际发展情况做出进一步反映的空间。同时，五部委亦通过下发《关于加强调控,整顿和规范各类打捆贷款的通知》对地方政府过度借贷提出了警告，这对控制长期贷款增长的源头—市政建设项目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从短期看，如果五月份的数据不理想，人民银行还有定向发行票据、提高准备率等短期措施。

　　但从中长期来看，政府必须对导致信贷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一是主要由历史上再贷款和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引起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二是由于房地产升值预期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高速增长问题。在中国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人民币升值和房地产价格上升是长期必然的趋势，关键是政府怎么控制这个进程，让这个进程不要影响国家的稳定。实际上股市、房市包括汇市都是心理市，涨时助涨，降时助降，调控的技巧比调控的理论更重要，政府一定要注重调控技巧，降低社会对人民币和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预期，树立市场对政府调控效果的信心。同时各部门要协调政策，避免出现政策措施不同步现象。我国长期以来过量发行货币未引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应抑制了工资上升的趋势，从而确保消费品价格的稳定。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不是无限制的，同时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通过实施中部和东北开发，预计“人口红利”在未来的五年内尚能维持，这也是政府解决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重要机会，如能有效利用，将能够避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发生。

　　彭兴韵：判断信贷增长过快的依据—央行制定的2.5万亿的全年贷款额度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信贷高增长是保持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客观需求。

　　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的数据公布之后，信贷高增长的问题引起了众人的关注。4月份的新增贷款3700多亿元，又创历史同期最高。对于这种状况，市场普遍认为信贷增长太快了。而持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一季度新增贷款1.26万亿超过了央行年初制定的全年贷款额度——2.5万亿元的50%。依据这两个数据，是否就能够得出信贷增长过快的结论？我们反过来有没有想过，央行制定的这2.5万亿的信贷额度是否合理？这是值得讨论的。2006年初，央行公布今年的调控目标是：两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16%，M1增长14%，信贷增加额为2.5万亿元。但从增长率看，央行制定的信贷增长率只有12.5%。同时12%左右的信贷增长率显然也不能支撑经济继续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另外，从历史经验分析来看，在自1998年以来的将近10年的时间当中，中国信贷增长最低只有5%，当信贷增长率低于12%时，中国经济会出现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而14%左右的信贷增长率则刚好是经济平稳增长所需要的信贷条件。今年年初以来，信贷增长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也只在14%左右，并没有偏离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趋势值水平。因此，我个人认为，央行把全年贷款增加数量的计划定在2.8万亿到3万亿、增长率定在14%到15%之间是合理的，按照这个标准就不能说目前信贷增长过快。

　　人们在谈论信贷的时候，又往往将它与投资高增长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投资与信贷似乎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对中国投资增长率的分析还应该站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目前还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对基础设施的公共需求相当大。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到了全球第四，但人均GDP相对还比较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高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任务。要保持经济增长，资本和技术是两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在我们国家技术进步比较缓慢的情况下，要保持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高的资本投入。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每增加1元的投资，所能得到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为此，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能是保持高的投资增长率，这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近30年中，投资率逐年上升的最根本的原因。在高投资需要保持而目前国内为投资增长提供融资的直接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投资资金来源只能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因此，投资增长率的上升一定会伴随着信贷增长率的上升，这是由我国单一的金融结构所决定的。

　　还有人认为，银行信贷支撑了中国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抑制房价就应该大幅度提高利率并控制银行的信贷。去年5月份，八个部委出台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之后，一些城市的房价有一个短暂的回落，但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仍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我们的分析，所谓银行信贷增长刺激了房价上涨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银行信贷的增加刺激了房价的上涨，那么，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同时，一定会有住宅抵押贷款的快速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房地产信贷方面看，今年第一季度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信贷资金多出410亿，去年第四季度相对去年第三季度增长430亿，去年第三季度相对去年第二季度增长390多亿，去年第一季度相对04年第四季度增长700多亿元。可见，05年第二季度以来，我国的住宅抵押贷款并没有明显地增加，说银行信贷的扩张刺激了房价上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再进一步说，目前房价的上涨甚至不是由国内居民的需求所造成的。假定目前对住房的需求都来自于国内的居民，那么，要么是住房抵押贷款增加比较快，要么就是居民动用了自己的储蓄存款，导致银行储蓄存款回落。上面我们分析了，银行的抵押贷款并没有与房价一同快速增加。是居民用自己的钱买房了吗？不是。因为从去年以来，居民的储蓄存款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储蓄存款并没有下降。所以我估计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二是开发商的价格操纵，以及部分地区对房源的囤积，造成了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些非国内需求因素导致的房价上涨，我们却要通过国内信用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结果可想而知了。

　　当然，我认为，银行信贷增长的背后并不在于是12%还是15%这样简明扼要的数字，它主要说明，我国银行业的改革虽然在组织上完成了，但机制的转换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首先，在银行对股东回报的问题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之后，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经营，但现在看这个目标远未达到。今年年初以来，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量最多，第一季度1.26万亿元的信贷增加额中，国有银行占了将近7000亿元。这些贷款中很多采取打捆贷款的形式，它实际上是以地方政府的信用为担保的信用形式。而从银行放贷本身来看，以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的贷款又可以推掉银行自身的责任，一旦地方政府的信用出了问题，造成银行新的不良贷款，必定又是中央政府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虽然在程序上完成了，也引进了所谓的战略投资者，但境外的投资者并不会承担银行经营的风险损失。

　　此外，信贷的快速增长不能排除资本的逐利因素。4月28日，央行加息后，坊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央行把贷款利率提高了，商业银行会有更多的积极性去放贷，这不是反而刺激了贷款的增加了吗？这也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比较单一。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占银行的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小，中间业务收入对利润的贡献可达到30%～40%，而中国的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只有10%左右，银行盈利模式的单一化促使了信贷的扩张。因此，如果要克服信贷的高增长，需要在提高利率或者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这些政策之外，着眼于银行机制的建设。

　　总的来说，从目前情况看，信贷增长比较合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不是通过人民银行的金融政策就能够解决的了，快速扩张的背后是金融体制改革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宋效军：认清房地产问题与信贷增长的相关性。

　　讨论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否过热以及信贷资金高增长的问题，有必要分析一下中国的房地产状况。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先行产业。研究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应该首先认清有关房地产业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一是对房地产这样一个投资品或者商品本身属性的认识。对于房地产来说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是稀缺性。土地资源在某种用途上用过一次后就从市场退出了，所以越是在一些发达地区，或者说是位置越好的地段，土地价格就越高。第二是房产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对其所有的投入都会在其价格中反映出来。这一点不像平常的商品，平常的商品投入有可能产生次品、废品，过了产品生命周期，最终就会失去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房地产则不是这样，这就不难理解现在为什么政府一面在控制价格，另一面房地产的价格还在涨。开发商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即政府土地拍卖已经把价格提上去了，所以，为了保证利润空间不被压缩，他们就将房价提高。反过来讲，房地产商高价购地，再高价地建设成了房屋，最后都能够变成利润，只要市场存在，其他都不用担心。第三个特性就是公共性。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市场是正确的，政府干预是错误的，包括央行出台的种种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政策都是不应该的。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一点，不管是地产，还是房产，在其物权本身以外的意义上来讲，它还是一个公共的产品。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果北京不是因为开奥运会这样一个大背景，房价不会这么快速地增长，如果不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大量的外资也不会进入。二是如果不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就不会有许多外地人来北京置地。北京的房价不是由一个区域性的需求来确定的，这个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北京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这三个特性对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政策会产生影响。

　　二是信贷的投放。信贷投放其实很令人担忧。因为现在是商业化、市场化的市场环境，所以我们不必关心单个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只要它是合规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商业银行自主的信贷行为，是否会带来资产的安全问题或者是给宏观经济带来金融风险，因此虽然商业银行有其自主性，但也不能我行我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关心一季度某某行贷款增长了多少，是往年的多少倍，这个增长是对还是错，而是应该关注贷款投向了什么领域。我们不妨从两个角度认识，一是它到底投向哪里，二是市场是怎么判断的。如果它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向了房地产，或者投向了产能过剩的行业，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即便它有信贷需求，也会影响金融的稳定。这个时候需要政策导向对这种行为进行抑制。但是如果它将信贷资金用于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创新型的企业，支持了国民经济的一些支柱型的大项目，那么银行的行为是应该得到认同的。第二看市场反应。资本的属性就是追逐利润，而且是追逐超额利润。哪一个行业能够给银行带来高额收益，银行的资金可能就涌向哪一个行业。而中国恰好是处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环境中，在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可用于投资投放的东西，也就是投资品相对很少。这时出现两种矛盾：第一是国际资金出于升值的考虑大量地涌进来；第二是国内资本市场在连续五年的下跌之后，失去了投资价值。从更广泛的投资品来讲，包括黄金、矿产资源的股权，就更是只有少数人或者少数地区能够涉足，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了房地产行业是一个比较好的并且能够涉足的投资领域，因此一些具有升值潜力的，或者是二、三线未启动的城市的房地产，成为大房地产商追逐的对象。

　　三是银行自身的因素。在利益驱动之下，面对股东回报要求绩效考核，银行管理层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年度的盈利计划，如何实现战略规划，如何实现对股东的承诺和股权回报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年初发放贷款可以得到四个季度的利息收入，假如四季度发放，占用资本是全年的，但利润只是一个季度的。就房地产项目来说，它的用款高峰在什么时候？是当房价不断上涨的时候，此时开发商希望得到更多的贷款。即使考虑央行或者是国家调控因素，商业银行也不能说不发放这些贷款，但很有可能是采取更严格的标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项目需求，商业银行必然会给予支持。

　　张晓朴：“宽货币、紧信贷”有其内在逻辑上的矛盾，这种刻意制造的落差难以持久，只能作为短期调控手段。

　　2005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已经明显出现相对过剩。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年收益率一度仅维持在1.3%～1.4%左右，当前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1.58%，比上年末又降低0.14个百分点。

　　流动性相对过剩，主要会带来宏微观两方面、三大类问题。一是过多的流动性给商业银行的资金营运和盈利能力带来严峻考验。在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持续走低甚至和存款利率倒挂的情况下，银行流动资产收益率下降，经营压力加大。由此可能进一步导致过度竞争，放大信贷风险和利率风险。尽管银行已经在试图通过转变经营模式和经营结构、进行产品创新等缓解流动性过剩压力，但要真正产生实际效果尚有待时日。二是导致企业间借债、民间金融等非银行信贷活跃。去年以来，不少地方企业间借债趋于活跃。尽管从绝对金额上看，企业间借债和民间融资形成的资金流动尚不至于构成对货币政策的挑战，但可能会给金融、信用秩序稳定遗留后患。三是在银行资金运用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过多的流动性最终可能会导致信贷膨胀，出现宽货币导致的宽信贷现象。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银行贷款增加15740亿元，几乎占全年信贷增量的三分之二，同比多增6943亿元，表明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最终还是涌向了信贷市场。

　　与过去的调控比，这一轮宏观调控银根始终不紧，甚至还相当充裕，紧的只是信贷。回过头看，信贷之所以能紧下来，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宏观调控使钢铁、电解铝、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房地产等产能相对过剩行业风险暴露，银行对这部分行业的贷款大幅收缩；二是来自银行监管部门的资本约束和风险提示，使银行的授信条件和执行标准跳跃性提高；三是股改银行实施授信集中管理等流程改革导致过渡期内授信时间延长；另外，就是国有银行高管层面临的政治约束与激励使国有银行与宏观调控间的博弈弱化，这部分解释了2005年只有四大国有银行人民币贷款少增而其他银行机构贷款均多增的现象。

　　“宽货币、紧信贷”有其内在逻辑上的矛盾，这种刻意制造的落差难以持久，只能作为短期调控手段。紧信贷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和目标，如果不能辅之以价格和数量工具使其在银行内部化，最终只能是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而已。现实中，追求利润是银行的天性，银行一旦面临现实的盈利压力，在资金充裕而运用渠道极其狭窄的情况下，扩张信贷便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好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挑战，并通过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向市场释放调控信号，央行有关负责人亦表示，适度调控流动性是今后一个时期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出现“宽信贷”现象的同时，今年前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比去年同期加快4.9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外贸数据亦显示，进口增速较快，增幅为24.8%，比去年同期加快12.6个百分点。从历史上看，外贸进口额的变动与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变动高度相关。进口加速通常表明国内投资需求旺盛。因此，从前四个月份经济、金融综合运行形势看，应格外关注投资的反弹压力，及时评估货币政策风向调整的必要性。

　　2006年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依然是经济中通胀和通缩因素并存，在防止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还要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世界银行最近研究提出，措施之一是实施国有企业分红制度。2005年，国资委负责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净利润为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5。如果我国能够采取欧、美以及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国家作为主要的股东可以享受这部分利润的分红，则将有助于改变我国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分红，企业的投资会受到有效审查和限制；分红收入可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公共支出，如增加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以及进行转移支付等。据了解，有关部门已经着手探讨国有企业分红政策，从解决内外经济结构失衡的紧迫性看，应尽快考虑实施国有企业分红政策的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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