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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朱冰尧
宏观调控正面临着新的决策选择：继续积极还是相对稳健？这是一个问题。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中国经济调控手段正在逐渐进入到积极稳健的分水岭。
2006年是中国经济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局年。在“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红红火火的经济增长盛世之下，也暴露出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把这些问题归结到两点，就是速度与平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造成的“高速度”正在侵蚀着中国经济的平衡木：于是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国际贸易出现不平衡。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公布的月度形势报告显示，1-5月份，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544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12015亿元，增长20.4%；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5658亿元，增长21.8%。
从2004年年底到2006年年初，虽然决策高层一直把宏观调控的基调定为“松油门”而非“急刹车”，但此间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却看出是积极的、强硬的猛药之策。无论是相关土地与房地产的“国八条”、“国六条”，或是紧缩信贷的总量控制、“窗口”指导，或是能耗指标的纳入政绩考核，或是环保因素介入产业发展的政策指引，这些调控手段可谓极尽体现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决心和力度。而这样的猛药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但经济发展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单纯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干预经济无法解决长久之计，过激使用调控手段又会伤害通过市场良性发展建立起来的基本秩序，同时反过来看，在中国目前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没有国家的调控手段经济也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因此，能否游刃有余地使用手中的调控措施，就成为考验执政者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要调整经济结构，要转变增长方式，要深化改革，这一切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找到合理调控的时机和力度，在“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收手时就收手”。
6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要坚决改变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注重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出来要“坚持突出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适度微调”的总体调控指导思想。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正在“稳健”起航。从1978年-1996年被动的赤字政策、非主动干预的政策主张，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转向需求不足，并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于是在1998年下半年启用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稳健”主基调——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化，政府调控手段也正在逐渐稳健化。
调控政策转向稳健，体现的是一种协调发展思路。为了确保协调发展的实现，调控政策原则上是市场化、渐进、微调、结构性的，将保持经济政策的平稳性和连续性，不会大起大落。因此，虽然说在一周时间内，一连串“过分红火”的宏观经济统计数字排队出炉，贷款和投资增长尤其显得“高烧不退”，但中国宏观经济新一轮调控仍然是平静起步：调控政策会比较平缓，调控力度不会剧烈。也会重点选择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土地的非法占用和信贷发放太快，采取制止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方式。
总之，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未来宏观经济调控原则和特征肯定将会是稳健平衡的。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决策高层运用“有形之手”更加理性成熟，温和改良的调控姿态也自然会赢得业界和百姓的认可与市场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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