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国资委该满意了

　　叶檀 每经评论员

　　国资委既获正名，又得实利，这段时间收获颇丰。近日有媒体报道，央企国资经营预算制将出台，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已开始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

　　向出资人上缴收益在意料之中，长期博弈过程中透露出的种种消息，早使市场人士 探得底蕴。与以往国企独享红利相比，这一做法似乎有理得多。但是，如果说以往由央企独享红利是大不公平，那么，由出资人得到红利的分配与使用权则是小不公平，取消大的公平并不能证明小的不公平就是公平。

　　该新闻的背景是，一向在国企预算编制与红利上缴问题上争论得不可开交的

财政部与国资委最终达成妥协———由财政部负责编制总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负责编制167户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报道含糊地称将向出资人上缴收益，我们应该追问，出资人到底是谁？既然拟议中的《国有资产法》已明确国资委作为大股东对于国企行使股东权，那么，就有充足的理由推论，接受央企红利的自然是国资委。

　　由于国企的红利绝大部分集中在央企，国资委毫无疑问成为最后的赢家，既获得巨大的财产支配权，本已十分庞大的权力更是如虎添翼；也彻底摆脱了临时设立的准行政部门的尴尬，一变而为股东，一变而为预算编制者与红利分配者，市场权与管理权合理合法地集于一身。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资委在法理上可以毫无障碍地将红利完全纳入囊中，国资委到底不是最终出资人。另外，作为央企的大管家，国资委需要对所有央企改革进行通盘考虑，损不足以奉有余乃是常情，换句话，也可以叫做用赢利央企的红利为全体纳税人节省央企改制成本。

　　不过改制成本与效率如何，另当别论。如果由国资委编制央企预算、使用红利，马上就面临一个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国资委与央企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断，谁能保证在央企上缴红利之后，不会产生丧失创利动力的负激励，或者索性让财务报表为我所用？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红利进入国资委之后，是否会形成财政部监管之外的体外循环系统？并且，国资委既然享受了红利，当然会更为坚决地维护央企的垄断地位与市场优势，可以想像，今后国资委的态度将更为强硬。

　　出资人获益并不是新鲜事，汇金作为中行、建行等多家国有

商业银行出资人，在上市过程中都获得了不菲的溢价，因此被认为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说到底，汇金的收益到底用到了哪儿，这些增值与小民何有哉？享有财产收益权与管理权的部门，成为事实上的产权所有者，那么，为国企发展与改制付出巨大财产代价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利益究竟体现在哪里？

　　世行在今年年初的一份报告提出了解决方案。世行赞成央企向国家分红，但同时认为，这些红利应由财政部转投到公共服务领域，比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如果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就能使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85%。”

　　随着国资委央企大股东身份的确定，这些建议当然是明日黄花。因为这一建议的本质是让国企收益恢复公共财政的性质，与国企现有的上市公司与竞争性企业等性质存在根本冲突。当初国有股减持补充

社保基金，想从股市吸收资金，股民不干，而现在国资委地位稳如磐石、央企越来越像争利工具，让央企红利化身为公共财政，恐怕出资人、所有股东、管理者都不买账。

　　很难确切搞清楚国企的性质，它似乎是竞争性企业，似乎具有稳定经济等公益性质，而上市的国企似乎又有上市公司的种种职能———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对自己有利，国企随时都可动用多重身份？

　　但不管怎样，在长期博弈之后，取得目前的成果，国资委应该暂时满意了。我们只有寄希望于市场，对于处在“独孤求败”状态的胜利者，提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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