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论

　　巴拉迪的智慧与困境

　　出处：www.daqi.com之“精英博客”

　　作者：华黎明

　　5月25日，巴拉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演说，深刻剖析了核不扩散体制面临的困境。他说，“我们当今的世界是不对称的。占世界人口20%的人享用着世界上80%的资源。世界上每5个人中有2个人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巴拉迪认为，在过去交通和资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还能忍受这种不平衡。但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平衡就难以为继了。电视和互联网将这种不平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这为种族冲突和恐怖主义集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不安全逐渐变成所有人的不安全。巴拉迪从这个视角切入了核扩散问题。他说，核武必然衍生核武，只要还有一些国家坚持须拥有核武器才能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跟着要得到核武器。核不扩散体系已摇摇欲坠。“我们必须开始弃离基于核武器的安全体系”，只有出现不依赖核武器作为安全保障的新安全观，由拥有核武器的列强带头放弃核武，才能在全世界推动核裁军，才能真正消除核扩散威胁，否则，任何防核武扩散的行动都不能阻止越来越多国家设法拥有核武器。

　　制造9·11事件的19名恐怖主义分子手无寸铁，发生在中东和欧洲的无数次汽车、路边和人体炸弹使用的也都是最原始的方法，与核扩散毫无关系。在这里，我们不妨重温罗斯福总统62年前讲过的那句话：“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的幸福有赖于离我们遥远的国家过得是否幸福。”

　　民族幻觉与中国人的自画像

　　出处：www.yecao.com之“学术争鸣”

　　作者：张兴成

　　按照杜维明的说法，“文化中国”的提出是相对“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言的，其目的“在以权力和金钱为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落实日常生活而又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域”。“文化中国”包括三个圈层的“意义世界”：第一圈层是所有华人所组织的社会，主要是指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等；第二圈层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圈层包括所有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可以说，表面上“文化中国”似乎以其历史的纵深性、内容的广泛性与价值的多元性消弭了意识形态差异，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最大的想象与认同的“理念”。在内容上，它成为可以客观定义“中国人”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传统的形态与依据；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文化中国”又能够让那些背井离乡的中国人无须居住在被称为“中国”的地理和政治领土上，也可以谈论、塑造乃至界定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舞台上，“文化中国”使日益受到冷淡的“儒家”重拾虚荣的资本：“儒教中国”针对西方现代性危机与困境，顺应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潮流，提供了非西方文化的疗救良方，满足了西方人的“文化利用”，也为进入西方学术中心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找到了恰当的发言机会和话语策略。“文化中国”识时务地寻找儒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相通性，并以儒家“发展”资本主义、儒家“疗救”资本主义这些颇具魅力的口号在全球重新“发明”了儒家精神。在此，儒家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出了哪些问题与毛病，西方文化需要什么样的疗救办法，我们儒家就“生产”什么样的药丸。所以有人说，海外新儒家知识分子很像“救生艇哲学家”。

　　二十世纪的盛宣怀研究

　　出处：1872.cmhk.com之“学术研究”

　　作者：易惠莉

　　大陆1990年代的盛宣怀研究虽然寂寞， 但是关于盛宣怀的评价问题已经也在间接地发生微妙的变化。随着大陆经济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对于借外债发展本国经济的利益有了客观地认同的1990年代，大陆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了重新审视二十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南方沿海、沿江城市中，激烈地反对借用外债建设铁路以及中外合资开发内地矿产资源运动的合理性的研究动向。这样的研究以上海的萧功秦先生为代表，见其对“保路运动”提出的质疑：

　　“保路派的力量还在于，经济排外主义所高扬的道义理念，被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分利集团势力所利用，后者以‘爱国’的堂皇口号来抵制政府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建造铁路的国策，这些地方势力以‘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为理由来抵制铁路国有，冠冕堂皇地以此来维护地方分利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就在爱国的旗号下取得了‘话语霸权’，把民众中的朴素的爱国情绪激发起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的保路运动。”

　　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地涉入关于盛宣怀的评价，但对于大陆关于盛宣怀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关于盛宣怀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立场问题的评价，具有极大的冲击。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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