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撑是政策的平等

　　王影

　　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撑应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有利于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应针对中部地区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困难、特殊的问题给予特殊的政策。把国家已经给了东部、西部、东北的政策也给中部，中部就会“阳光灿烂”。

　　中部崛起已经成为各界关心的热门经济话题。中部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没有获得东部的开放政策先机，也没有像西部一样获得大量的财政转移。中部崛起靠什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伍新木教授，多年研究区域经济，他提出政策平等的理念，把国家已经给了东部、西部、东北的政策也给中部，中部就会“阳光灿烂”。

　　他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部地区在重点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和比较优势产业的同时，应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部崛起政策支撑应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有利于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应针对中部地区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困难、特殊的问题给予特殊的政策。应重点支持城市群的发展，支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支持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因省制宜各有重点

　　《财经时报》：在谈中部发展问题之前，先谈谈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深层次原因。

　　伍新木：为什么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呢？它主要是国家政策选择的结果。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大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发展是相对的，因为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努力追求均衡，追求协调。

　　中国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大前提下，在市场经济机制初步建立和生产要素可以灵活流动的情景下，在高新技术革命和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地方，获得了开放政策的先机，已成为先富的地区；西部在大开发战略支撑下通过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转移已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是靠一系列政策迎来了发展的机会。中部地区因为缺乏政策支撑而步履蹒跚，呈现“中部塌陷”的趋势。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部署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经时报》；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重大决策让中部发展有了希望，中部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伍新木：中部不能同时全面崛起，中部崛起应有战略重点，应因省制宜。应遵循服从国家宏观分工又从各自省情出发的原则；产业比较优势、经济比较优势原则；促进中部统一市场、国家统一市场形成原则；优化整体经济结构原则；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中部地区的战略重点应放在加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装备业和制造业基地建设；加强现代物流商贸业基地建设；加强“江、河、湖”的治理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等方面。

　　追求政策平等

　　《财经时报》；你刚才谈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主要是国家政策选择的结果，那么，在支撑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方面应遵循那些原则呢？

　　伍新木：前面我们谈到过，中部相对后发的原因，主要是中央政策和发展模式选择的结果，那么，中部能否崛起也需要中央的政策支撑。

　　不搞区域普惠，应是“问题指向性”。过去的政策是区域普惠，区域普惠如果扩大至全国就等于没有区域政策了。只有找准了制约中部发展的关键问题，政策就针对要解决的问题。

　　要致力于培育“中部自增长机制”。政策是稀缺资源，政策供给是有限的，政策应引导区域形成自增长、自组织演化的机制。政策启动十分必要，但不能形成长期的“政策依赖”。我们不仅要注重政策本身，更要关注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实施机制。有许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源头到受益末端，中途流失达70%。

　　要致力于东中西之间、中部内部省份互动、互补、互促合作机制的形成。中部存在“去中部化倾向”，中部板块应整体崛起，中部省份“分散突围”，“东靠南联北挂”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部省份间缺乏内在有机的、密切的经济合作与联系。中部省份加强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合作也有利于中部崛起。中部政策滞后加剧了中部省份的离心倾向。中部政策要引导中部省份间的合作互动。

　　逐步抛弃“政策优惠”倾向，逐步过渡到“政策平等”化。在现阶段，中部只要“比照”、“移植”国家已经出台的已经给了东部、西部、东北的类似的政策就可以给中部发展带来新的动力，这只是“政策平等”的要求，而不是“优惠”，今后的政策取向应逐步过渡到政策平等化。

　　考虑政策的历史成因，不能割断历史，要正视历史上的政策原因对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影响。从历史和现实出发，针对中部地区的特殊贡献、特殊的困难、特殊的问题给予特殊的政策。

　　考虑政策效应最大化

　　《财经时报》；基于中部的现有条件，要实现中部崛起，你在政策方面有哪些具体建议？

　　伍新木：好的区域政策应该是追求区域关联正效应的最大化和正效应的乘数化。因此，我在政策方面的建议是：第一，国家要加大“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宣传力度。中部崛起作为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国家战略，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才能快速崛起。国家和中央各部委应明确将中部崛起纳入“十一五”规划和纲要。

　　第二，支持中部城市圈建设，使之尽快成为核心增长极。国家应重点支持长江中游城市圈和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内地特大城市武汉是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建议国家将武汉列为第二轮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第三，给予中部地区更实惠的支农政策。建议今后国家新增农业、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主要用于中部地区的粮食主产区；扩大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标准和规模；建立由销区主要承担粮食风险基金的机制；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减轻粮食主产区财政负担；增加对粮食主产区地方税收减收部分的补助；增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支持的力度；加大对革命老区、苏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第四，完善和创新财政体制。完善财政体制，开展创新试点，可在以下两方面试行：一是进行“完善的分税制”的试点。中央财政按公共财政原则，以“零基预算”和“均等化”等方法，确定对中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二是在中部地区进行开征地方税立法权试点和省内“完善的分税制”试点。

　　第五，加强对中部地区传统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造和改革。比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要政策，在全国推广之前，率先在中部地区推行。

　　《财经时报》：除了这些，中部地区的产业和基础方面该如何协调？

　　伍新木：加强对中部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从项目布局、土地使用、资金、税收、研发等方面，加大对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加工、汽车、冶金、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高新技术、旅游、物流等优势产业的支持，重点扶持重大技改项目，促进中部地区形成若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中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的速度。尽快完善连接东中西和南北的快速交通网络；加大对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力度；开展长江黄金水道的整治；增加三峡工程、

南水北调的补偿额度，加强对其负面影响的治理。

　　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中部地区比沿海、周边地区晚开放了十多年，在中外企业统一实施国民待遇的过程中，应考虑这一历史因素，按产业分类，按地区分类逐步统一，晚开放的地方，晚实施国民待遇。在宣传、立项、贸易、布局上应引导、鼓励境外域外投资流向中部。

　　国家的区域政策取向应主要考虑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考虑政策效应的最大化。中部地区最大的综合优势是政策效应大，因为中部地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地方。

　　伍新木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主编了大量有关区域经济和战略发展的重要著作。主持完成了众多国家社科七·五重点、教育部、省、市重点科研项目，提出了几十份有影响的咨询报告，被中央和地方政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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