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为何钟情境外上市

　　王吉舟

　　除了从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组织那里获得必需的资金以外，上市——特别是境外上市，已经成为民营企业获得发展资金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就这一点而言，不管是上海还是南京都一样。

　　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对境外上市情有独钟，明知其难还要冒险一搏？这是笔者一直思索的问题。抛开市盈率、融资额、上市费用、保荐制度这些技术名词，从民营企业家的行为动机来思考，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其一，境外上市是民企渴望政治翻身的诉求。笔者有个民营企业家朋友，他的口头禅是：依靠政府但不依赖政府。他说，雪中送炭从来就不符合政府与民企间的潜规则，所有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都得企业家自己定夺，自己争取。资本运作与上市事宜自然也不例外。

　　境外上市，无疑是民营企业家取得超级国民待遇的最佳途径。可想而知，一个普通中国城市中出了个Nasdaq上市公司后，上至市长、下至税务局长会有怎样的“自然反应”。民营企业家在该城市的政治、舆论、经济地位，都会焕然一新。

　　于是，境外上市，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字典里，就有了多出融资范畴的政治含义。这种十年受气、一朝翻身的冲动，是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家境外上市的特殊政治原因。

　　其二，境外上市是民企与政府博弈的巧妙招数。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二十年，与政府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博弈中的技巧与招数，已经变得非常成熟老练。这种博弈，发生并发展在正负两个方面。

　　从正面讲，民企的财富原始积累，与政府有很复杂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在

房地产行业、矿产原材料行业和基建行业，当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往往以放开的形式，委托民企以商业化方式参与开发。而在社会财富市场化再分配体系建立起来之前，民企在这种受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商业化经济开发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从负面讲，当商业化开发达到一定规模，大量民企财富积累引发社会贫富分化矛盾时，政府往往会通过经济调控的方式强行进行财富再分配，而民企又毫无疑问地成为调控的首要打击对象。如何在多轮调控中躲过一劫，继续得到资源配置的优先权，也是民营企业与政府博弈的主要内容。

　　客观地说，民企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不乏占上风的案例。但是，每一个成功，都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博弈的火候与分寸。举例来说，民众舆论的支持与关注、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暗中配合，都会明显地使民营企业站到上风，有些甚至可以使调控失效，从而改变中央政策的走向。而成为一家境外上市公司，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扶助，几乎是如影随形的。因此，在充分考虑这一政治因素的前提下，民企不太介意市盈率的高低，而急于戴上“境外上市公司”的帽子，就不难理解了。

　　其三，境外上市是民企性格的自然延伸。与国内相比，国外

资本市场更看重企业发展潜力，也就是说，是看企业拿到投资人的钱后，能创造多大的增量财富，而不是看你已经创造了多少存量财富。举个反例，使我们可以更容易了解民企的心态，笔者有一个民企朋友，2004年拼着老命做了高利润，两次过发审会，打点花钱无数，终于拿到了国内上市指标，一下子圈了8亿元现金。可这一下问题来了：他其实只需要几千万，一下得到8亿元，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花，于是，拿出去2亿元投资电影，1亿元投资墓地，2亿元投资房地产，2亿元投资旅游。几年下来，基本上赔的多，赚的少，原因很简单，他投的都是他不熟悉的行业。不到两年，公司的业绩就由每股三毛变成了每股几分钱。

　　打个比方，境内上市对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是小脚给了双大鞋，看起来有面子，但是穿起来跑不快，没准还要摔跟头。所以，民营企业，尤其是发展中的民营企业，其去境外上市虽然一次性募集的钱只有几千万，但是鞋子大小正好合适脚，而境外上市的源源不断的再融资保证，也使其下一步发展无资金方面的后顾之忧。所以，就有了民企境外上市前赴后继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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