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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张传杰(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
中国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如何看中国必然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前提；中国想向美国人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如何传递这个信号，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的国家力量正快速增长，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令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他们无法判断中国将怎样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国家力量，以及发展的中国是否会试图改变或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改变现行的国际政治体系。美国人的这种担心部分源于历史。从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大国崛起的例子寥寥无几，且其中两次都是围绕德国的，并都伴随了战争。这很容易让人得出大国崛起必然导致战争的结论。但例子太少，不具有共性，所以大国崛起导致战争的假定较难成立。
近代历史上，唯一接近于大国和平崛起的例子是20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政治体系的最重要力量。于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之所以美英之间会发生和平权力过渡，是因为两国都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内的民主制度是和平对外政策的一种保证。“民主国家和平”的假定有片面性，但许多美国人都接受这个假定。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中国的发展可能不适用于这个假定。当然，这仅是美国的价值观，但它客观上却导致了有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种种困惑。
针对外界种种疑虑，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宣传和平发展战略。胡锦涛主席今年4月份访美时，在耶鲁大学做的演讲中，至少从三个方面作了总结：第一，从人均水平看，中国国力仍然落后于许多国家，目前的中国没有能力构成威胁，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第二，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第三，追求和平、和谐发展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胡锦涛主席的以上阐述，颇受欢迎。当时现场的美国听众反应非常好。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能否减少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关键是美国能否认同和平发展战略中的制度性建设，即中国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在未来做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美国政府去年提出的中国是“利益相关者”的讲法，也是从制度层面出发，希望中国更多地融入现在的国际体系中去发展。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政府如建立制度遵循现有的国际规则与外国打交道，就能减少政府对外行为的不确定性。
与其说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发展的影响，不如说他们担心的是，没有足够信息来判断中国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作为和平发展战略宣传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民众、外交精英、总统三个不同的层面制定不同的策略，来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前文曾提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易发生摇摆，其中媒体对民众的影响最大，一些美国媒体往往喜欢在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针对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当美国民众想要了解中国的时候，能够从我们这里获得一个好的渠道。另外，应该继续鼓励中美之间各层次、各方面的民间往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消除偏见的最好手段。
让美国人更多了解中国的努力应该更直接地针对美国的外交精英，特别是美国国会的议员和政界的骨干力量。外交精英对中国的看法不像民众那样易变，但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缺少第一手的认识。我们应该更多地邀请他们访问中国，为他们及时架设与中国联系的各种渠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国政治实体在美国的政治游说活动，就是一种与美国政治家联系的渠道。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更替速度比较快，因此我们需要乐于认识各种各样的新面孔。最后，国家元首间的良好友谊也是两国关系的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过程中，美国的华人、华侨是一支重要力量，小到与美国人交友聊天，大到华人团体参与美国政治影响对华政策，他们是美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最直接的渠道。如何让美国的华人、华侨更加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也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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