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学宾
6月14日，政府再次誓言调控，而面对的，仍旧是投资过热这个劲敌。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在33%左右，但是这一比重自2002年以后逐年飙升，现在已达到45%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4%，但是石油、钢铁、水泥的消耗
量却分别占到了世界的20%到40%。与之相悖，如此庞大的投资和消耗，转化为GDP的能力却在降低：历史上最高时曾超过50%，但目前这一比率还不到高峰期的一半。
投资向左，效率向右，两高一低凸显中国经济结构矛盾，而当这一切又恰恰发生在产能过剩的阴影之下时，使人们不得不担心：中国经济会步入高增长陷阱。
两年以前，以上事实和其背后的逻辑促使政府进行了一轮宏观调控；两年以后，同样的事实和逻辑使政府再次动用包括信贷、土地在内的政策进行“新一轮”宏观调控。唯一不同的是，包括油、水、电、资金、劳动力在内的要素市场价格已经全面上涨，这本来可以从成本上遏止盲目的投资冲动，但实际效果适得其反。
第一轮宏观调控陷入窘境显然不是由于政府不够强势。政府对其所选择的两个主要调控工具——土地和信贷都有着最为充分的话语权。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用卫星扫描，旬月之后便知任何一处土地规划被做了改动。国有银行掌握着绝大部分信贷资源，他们的主要高管也都由政府任命，但对驯服投资冲动这匹野马却显得无能为力：土地被开发商大量囤积，有的土地干脆就挂在一些官员的私人名下，银行则抢在调控政策落地之前放贷。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必须有更严厉有效的手段来打击既得利益者，否则，难免又会断送一个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机。近期，环境准入制度的提速，乃至监察部介入到房地产调控之中、北京市的一位前任高官落马，这都可视为中央政府对外传递出的重要信号。宏观调控在使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之外，法律手段的地位正逐渐突出。我们将迎来的是一轮不一样的调控，我们寄望它带动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