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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涨、油价涨、有色金属涨……针对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错位，中央政府及各部委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而央行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者，可以说动作是最快的，也是最多的。
随着建行、交行、中行成功股改上市，我国的银行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相对过去，股改后的银行不仅要面对央行、银监会及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而且更强的
约束是银行经营层必须向股东交一份满意的成绩单，即银行经营层面临双重约束：政策约束和效益约束。当两者目标一致时，经营层的经营环境相对宽松，且激励较强；然而现实却是两者往往矛盾，这就可能造成在效益目标的驱使下，银行行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出现叠加，进而弱化了政策目标，甚至是反其道行之，结果加重了银行系的内在脆弱性，此次央行对于房地产投资过快的调控难就充分说明此点。此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不得不又一次面临是否采取强有力行政措施的抉择，潜在的代价则是经济有可能硬着陆。可以看出如何发挥手中现有的政策工具，逆经济周期调控，维持金融稳定是当前央行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央行的定位问题。
就目前央行掌握的调控工具而言，较多的是体现在总量方面，结构性调控工具仍显偏弱。虽然此次惩罚性定向票据的发行显示出央行政策工具正在日渐多元、丰富，且快捷(不需国务院批准)，但同时政策成本也不可忽视。实际上，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央行作为金融稳定维护者和最后贷款人已经通过注资、再贷款、票据发行等手段承担了数额巨大的金融系统性不良资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在严格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之下使得不良资产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的不良资产被各类金融机构转移到央行，这样就造成：一方面央行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据相关统计，1995年至今央行再贷款累计1.4万亿元)，一方面央行政策又受到不同环节、不同渠道的对冲，无形中削弱了央行政策独立性、主动性和时效性，甚至会出现央行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稳定职能之间的背离，即一方面金融系统局部由于流动性缺乏需要央行救助，一方面却是流动性充盈需要央行采取紧缩措施，由此央行陷入流动性的两难困境，最终造成央行政策空间实际上的缩小，工具组合可行性难度加大。
所以说时至今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央行的定位问题，而且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央行已有明确定位，“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通过进一步完善体制，理顺机制，来加强或重塑央行的独立性，决策层要加大力度，从体制建设和决策制定的诸多环节，确保央行的独立性，并不断加强，减轻央行本不应有的货币对冲压力，尽量规避央行与地方各级政府、各部委不必要的博弈摩擦和院外集团的游说影响；而央行自身在制定政策和组合工具时，考虑的因素也应更加丰富，在正确权衡商业银行双重约束的前提下，通过惩罚性手段的恐吓效果和道义劝告，积极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力，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尤其是信息共享方面，共同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引导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树立社会责任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市场退出和保护机制，从而使金融稳定成为一种常态，一句话就是明确定位、理顺机制和制衡并重。
(张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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