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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副市长陈家宝“看个感冒就花了4000多”(6月15日《现代快报》)，这使他对早已让底层民众苦不堪言的“看病贵”问题，有了一点切肤之痛。他因此而痛斥商业贿赂的可恨。我想，如果他进而能够在这种强烈感情的驱使下，重拳砸向商业贿赂，努力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那么这“4000多”就真的算是实现了边际效应最大化了。
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对副市长来说，应该是早有耳闻。但如果不是他恰好患
了一次感冒，又恰好被这家不知深浅的医院给“宰”了一刀，他恐怕还未必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可见要知道梨子的滋味，还是要亲口尝一尝。文件上的数字，总是枯燥乏味的，哪有这么生动鲜活啊？看来，官员还是应该通过到底层社会去生活、去体验的方式，和底层民众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对民间疾苦的感性认识，培养起对底层民众的感情。
在我看来，能够制约官员行为的因素，无非是两条：第一条是制度，第二条就是感情。制度解决的是让官员不敢、不能无视民间疾苦的问题；而感情解决的则是让他们不忍见到民生多艰，愿意替他们多作考虑的问题。制度当然是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感情这个因素了——真挚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问题。
执政党原本是有密切联系群众传统的，其实按照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传统也是一种制度。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人们在强调制度建设的时候，却对“制度”进行了狭隘化的理解，把这一传统逐渐给淡忘了。时至今日，领导和群众的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已经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回忆，底层民众的生活已经幻化为车窗外一道一闪即逝的风景，既然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那官员们在制定诸如下岗、拆迁、涨价等加重他们生活困难的政策时，也就少了很多心理负担。
官员要感同身受地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培养起和底层民众的感情，除了多接触，并无捷径。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光靠他们“偶然感冒”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措施。比如最近安监总局转发了《山西省煤炭企业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的管理规定》，要求相关官员每月必须到井下去若干次，我觉得这就比较好；另有报道说，今后要将民意调查的结果作为干部任免的重要参考因素，这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步。期待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积极的变化。
□郭松民 (北京 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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