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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员工胡新宇过劳致死事件已半月有余，各种评析也万花点缀、各抒己见。然而，我们无意去评析胡新宇的死是企业责任多一点，还是个人责任多一点，在目前，这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我们把视野放得长远一点，这一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应该更值得我们反思和警示。劳动力过度使用问题，其实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的生态环境，也反映了中国产业发展的
初级阶段。
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我国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有限的就业岗位，使得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也处于过剩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人口红利”时代。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国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人口红利，迅速由一个物资和商品短缺的国家一跃成为商品制造大国。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无法为所有适龄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就业压力不断压低劳动力价格，一些企业甚至通过加班，对劳动力进行过度使用而获取利润。从人口红利到加班红利的时代正要来临。
随着高考的扩招，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水涨船高地进行了扩招，高等教育由之前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随之劳动力廉价优势、失业压力也从蓝领阶层向白领甚至金领阶层蔓延。胡新宇过劳致死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白领阶层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和越发严重的失业压力。
然而，中国劳动力的廉价并不完全是单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廉价，其中隐含着制度性、体制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从经济学和中国独特的经济形态看，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和激烈的就业竞争，使得劳动力价格难以完全覆盖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劳动力价格无法完全覆盖成本和较低的劳动力社保、福利范围。在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偏好的同时，顺势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偏好。从劳动力本身的微观上看，则直接降低了劳动力在劳资谈判中的话语权，为了生存，劳动者需要被动接受难以承受的工作业绩压力和难以忍受的劳动强度。
从制度、体制角度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性，也客观上加重了劳动力的弱势地位。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初次分配制度，而且初次分配以效益为重，再分配以公平为主。在当前各要素结构中，劳动力显然处于相对的被动地位，资本支配劳动力的问题表现突出，在有效资本、资源稀缺的客观条件下，劳动力很难有效合理地分享到与其对经济贡献度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福利，资本却分享了这种体制性福利贴现。
过分崇拜GDP数字、追求规模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劳动力不利地位的又一重要因素。数量扩张性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却制约了劳动力货币工资的提高。这种数量、规模的扩张性模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数量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使得企业缺乏向上的动力机制和能力。
从全球经济产业生态链角度上看，中国企业即便规模庞大，但仍然处于低附加值的全球产业链底层，缺乏在国际市场和产业链上的议价能力。这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资本是低附加值资本，在全球产业链的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较低，而中国资本的低附加值特征又反过来加剧了中国劳动力的弱势地位。
华为员工过劳致死事件反映出，即便是国内公认的技术先进型企业，从全球的角度上看，也只是一种比单纯的制造企业地位较高的高级制造资本。它的成功，一是自身的中间技术创新，一是得益于俯拾即是的白领廉价劳动力，另外就是高目标业绩和高工作强度下的劳动力剩余。
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进入技术和创新推动的时代，类似华为员工过劳致死的事件将会不时出现，白领阶层的工作状态将更加富有挑战性，这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和关注。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开始花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员工的身心状况，最近为了留住合适的员工，美国企业为员工提供按摩、增加员工工作期间的休养时间等服务来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应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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