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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雄伟／文
日前，国务院全文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长三角有浦东开发区、珠三角有深圳特区，现在北方地区终于有了滨海新区，这标志着从国家层面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开放开发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是京津冀地区开放开发的新起点。笔者在高兴之余也有一点期盼：希望天津滨海新区在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极的同时，能够解决环京津地区贫困带问题。
去年8月份，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调查显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天津滨海新区在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极的同时，肯定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能否解决环京津地区贫困带问题？笔者不敢乐观。
因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扩散效应”，也存在着“吸附效应”。假如“吸附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就会造成“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而这正是“环京津贫困带产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在这一原因的背后，导致“吸附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根源在于资源由国家自上而下分配的体制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最重要的资源是由政府掌控的，而政府基于现代化赶超战略，在分配资源时，通常会片面地遵循效率原则。城市由于人员、知识、信息高度集中，其效率远远高于乡村，因而，政府自然将大多数资源投入城市。政府甚至会让乡村补贴城市。明的补贴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将农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今天，这种补贴则是隐性的，即为了确保城市拥有较好的自然环境，限制大城市周围乡村的发展。环京津贫困带就为两大都市提供了大量隐性补贴。因为这些地区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为了确保大都市的水源和环境，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的限制，并越来越严厉地限制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这些地区的政府及民众每年蒙受数以十亿元计的税收和收入损失。
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京津的经济繁荣，是以环京津地区的贫困为代价的。假如目前资源分配体制不改革，在目前周边市县缺乏与京津等大城市谈判的能力和制度架构下，即使天津滨海新区再发展，恐怕也不能解决环京津地区贫困带问题。
从理论上讲，一个地区的超常发展是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利益诉求多元的时代，如何根据新的需求设计制度，以统筹和兼顾各方面的现实利益。1991年时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创立了“科斯定理”，他认为一方的行为影响另一方的福利时，也就是产生了外部性时，新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各级政府都应当树立真正的科学发展观，调整公共资源的分配格局，改变资源的分配模式和政府间的关系模式，致力于消除地区差距，这是消除环京津地区贫困带的根本之策，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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