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投资过热：改变增长方式是根本

　　FN记者 强兴华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突破了1.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比财政部的预计也整整高了8个百分点。面对着如此“喜人的形势”，财政部的官员却高兴不起来。倒不是他们对自己的预测水平感到失望，更不是因为财政部的钱已多得花不出去，而是因为这些多增加的财政收入，隐含着一些问题：前四个月，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地区，大多存在着 局部过热的现象，要么是产能过剩，要么是房价飞涨，或者干脆二者兼而有之。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的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

　　财政收入增长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危机。局部过热的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能够带来“政绩”，能够带来一时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甚至能够带来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同时也会带来产能过剩。

　　一味依靠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能为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福利；为投资而投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投资本身也难以为继，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没有了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防止投资过热的根本，就是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就是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确切地说，就是要改变现行的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体制。投资膨胀一直是

中国经济运行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多次

宏观调控所指向的首要目标，也是投资膨胀。由于此次宏观调控见机较早，投资过热才没有演变成投资膨胀。这说明，投资过热的根源，就深深地隐藏于体制之中。

　　传统的、以政府意志为主要特色的投资体制，不能有效地利用和分配社会资源。体制改变的方向，应该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要用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指导投资，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资源才能够得到合理利用和分配。具体说来，国家的财政收入，首先应该投向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而不应该投向一般性的生产领域。

　　建立公共财政，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应有之义。一是市场经济本身就排斥政府经济行为，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增长，应该是经济的自主增长，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应该是特例而不应该是通常的行为。而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方式却恰恰相反，虽然生产方面已经大幅度市场化，但在再生产方面即投资方面，却有着浓郁的政府色彩。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符合，而是沿承着传统经济体制的运行轨道，即一条通向投资过热、投资膨胀的轨道。

　　二是市场经济仍然要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不论在什么体制之下，都是政府应该切实履行的重要职责。事实上，从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来看，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只要政府能够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致力于扩大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提高质量，政府原本是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投资过热也就没有了发生的根源。

　　改变国民收入的格局，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抑制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条件。投资资金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分配，现在的问题是，在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得与政府所得，相对于劳动所得而言，占有过大。不改变这一国民收入格局，导致投资过热的资金来源就不会有所减少，投资过热的现象就难以得到根治。要改变国民收入格局，就是要坚决贯彻中央政治局不久前提出的“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要坚定不移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前两项措施当然能够从根本上抑制投资过热，但要实施起来，恐怕都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目前的问题是，投资过热已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如不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及时的抑制，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包括商业银行

不良资产也有可能强劲反弹，从而打乱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为改革的深化添加不可预知的变数。这种情况之下，宏观调控仍然是目前抑制投资过热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前一阶段的宏观调控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我们认为，调控的方向并没有错，目前需要加强的是调控的手段与力度。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扩大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与资本的结合水平，仍然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不二选择。然而，这种提高从方式上来讲，必须是市场化的，从步骤上来讲，必须是社会经济运行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的。一句话，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才能改变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即改变增长方式，改变投资方式，投资过热的梦魇，才会远离我们的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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