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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日前发布《零点宜居指数——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广州在20个城市中的排名由去年的第4急剧跌至第16，这引起广州有关专家的疑惑。
坦率地说，这类调查确实存在技术上的局限性，比如调查样本范围过小、指标设计不
合理等等。因而，对于此类调查结果，尤其是城市排名，大可不必过于较真。
当然，广州的排名直线下滑12位，确实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其实，另外两个大城市的排名变化同样非常巨大:上海从第1变成第10，北京更惨，从第3变成第19。三大城市的同一变化趋势，很容易让人想到，过去一年多房价快速上涨，可能是这三大城市宜居指数急剧下跌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用“宜居”这个概念来对城市进行评价，大城市天然地处于劣势。前不久，某知名咨询公司公布的2006年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苏黎世、日内瓦、温哥华、维也纳等位列全球十大宜居城市。从城市规模来看，他们几乎都是二流城市。同样，本次零点集团调查的结果，排在前五名的为宁波、厦门、成都、苏州和三亚，也都是中等城市。
这并不奇怪。对于宜居，零点公司的解释很清楚，宜居就是讲究人性、突出个性、适宜居住，编制宜居指数的主要依据也是普通居民结合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和主观感受，对于城市满足其生活需求的平衡性与完备性在各个维度上的综合评价。在这方面，那些规模不大不小、基础设施不是很现代化但相对完善，城市文化底蕴比较丰厚但又不至于压抑人，与外界有方便联系但又不是交通中心，不乏发展机会但也不至于竞争压力很大的城市，当然占有优势。
这些城市的优势正在于“适中”，而大城市的通病则是“过分”，过犹不及。比如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个区，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这里是全国的交通中心，去哪儿都很方便，但生活在这里，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时间可能就要数小时；这里机会很多，但房价也很高；在这里，你的任何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但你几乎找不到朋友。这样的大城市，可以在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但成为宜居却很难。
而在中国，政府的作为在这种自然趋势之外又雪上加霜。越是大城市，政府越是热衷于强制性经济增长。像广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本来就享有经济增长优势，本来整个城市的压力就比较大，而城市却强化这种压力。因为，比起中等城市，大城市的各种条件都不错，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雄心自然更为宏大，每个城市都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经济、金融中心，工业化与城市拆建的步伐迈得更大。这些当然会给整个城市带来一种弥漫性的紧张感。
近两年来，上述大城市都把“宜居”列为城市建设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但具体推动城市宜居的做法，本身却也存在很多偏差。政府普遍热衷于硬件建设，比如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城市规划、建设文化设施、增加城市绿化等等，而较少关注城市的软件，即城市的治理体系。然而，一个城市的硬件再完善，若民众的自由得不到充分尊重，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就会因为自身创造性和生活空间受到抑制而不可能感受到宜居。试想，一个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相对隔离的城市，是不大可能宜居的。
有的城市政府注意到了改善城市治理体系，比如试图创建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等，但没有在此之外更进一步关注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城市的整体精神状态与情绪。这既涉及到政府，也涉及到民众，尤其是政府的心态。对于城市正常的生活来说，经济增长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价值是健全、平衡的城市自然、社会与人文生态本身。过去若干年，我们的城市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增长这一价值，而要让城市宜居，政府首先得实现心态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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