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对外开放要注意国家安全

　　对外开放要注意国家安全

　　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

　　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投机资本流入

　　中国经济已进入长期高速增长的轨道，社会已具备自动发展的动力，是否能够实现发展潜力，做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考虑到政府调节的因素，许多问题虽然棘手，但只要政府与社会努力去做，总是可以解决或缓解的，只有两项问题如果突然爆发，可能超出政府控制范围，因而最危险。第一项，外部问题的核心是遭受突然袭击或者封锁，这在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下，足以影响国内进步稳定。第二，国内问题的核心是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其条件有三，一是潜在危机因素的长期积累。即使中国经济搞得再好，运转多年所积累的矛盾，都表现在银行呆账，如果处理不好，就发生金融危机。二是危机的现实因素，如投机资本流动的规模。三是危机的发生条件，如不适当的改革或者宏观政策，会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

　　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是中国未来10～15年人口结构老化。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按年增长率7%计算，已增长64倍，再有10年就是128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期的持续高速增长。第一位原因不是体制改革，而是社会稳定出现的人口高速增长，造成人口结构年轻化。年轻人多，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就高。人口老龄化，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必然降低，银行呆账就暴露出来。如果国内技术不能升级，被外资控制了产业，国内利润大量汇出，金融危机就难免发生。

　　危机还有可能提前。有些外国势力一不允许中国真正崛起，二不允许中国进行危害他们利益的政策调整，可能使用多种手段影响中国的政策。最为可能的就是：散布“中国改革倒退论”，策划外资撤资。

　　中国有多少外资可撤？

　　第一部分，外债。有数千亿美元的规模。

　　第二部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出。现在每年达到300亿美元，数年以后达到600亿美元，与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相等，中国即不可能实现“净引进”，而且GDP与GNP的差额越来越大，其差额，就是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出。问题在于，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并没有汇出，而是以人民币利润再投资的形式，留在了国内。一旦撤资，就不仅包括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流量，而包括数千亿美元的存量。

　　第三部分，国际投机资本回流。投机资本，有进必有出，现在进得越多，把国内泡沫经济炒得越高，将来集中汇出的时候，所造成的冲击就越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人民币贬值预期，外商集中把人民币利润汇出，一年达200亿美元，本不是投机资本，也起到了投机资本的作用。2000年以后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加入WTO开放国内市场等因素的刺激，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中国，2000～2002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与遗漏”项目，从每年负100多亿美元变为正100多亿美元，说明了投机资本流向的变化和规模。2002年以后，国家外汇储备从3000亿美元增加到9000亿美元，扣除外贸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其余可视为国际投机资本，总量至少有4000亿美元。

　　国内腐败资金

　　与国际投机资本的置换与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中国的外资，有一部分是国内腐败资金流出以后的再流入。流出洗钱是为了安全，再流入则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这就造成了中国资本流动的一大特点：国内腐败资本与国际投机资本之间连续性的“置换与融合”。

　　国内腐败资金有多少？可能达到了天文数字。

　　我在1998年在《中国改革》报发表《权力资本化》一文，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包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内外贸提成)，生产资料双轨制，汇率双轨制，股票上市和司法腐败等，大约30万亿人民币。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

　　胡鞍钢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查处情况，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指不同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的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4.5%。

　　1998年包括：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20亿；走私800亿；垄断行业，电力50亿；医药100亿；税收流失100亿；公共支出腐败损失1000亿，包括财政、金融、粮食和垄断行业；公共投资中腐败损失60亿人民币；国有企业私有化，逃废银行贷款本息600亿人民币；公共机构乱收费100亿；金融诈骗100亿人民币。总计3000亿人民币。这只是查处出来的部分，如果查处率是30%，那么实际腐败金额就是10000亿人民币。1998-2005年8年，共80000亿人民币。

　　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60万亿人民币。

　　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1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部分是1.6万亿人民币。腐败资金规模，按照GDP的20%计算，应该是34000亿人民币，为当年经济增长部分的两倍。

　　积累起来的腐败资金有多少？总量60万亿人民币，扣除外逃的4000亿美元，34000亿人民币，再扣除已经消费掉的部分，假设为1／5，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我国居民存款是14万亿，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才2万多亿，假设其中有一半是腐败资金，8万亿为黄金珠宝，剩下20万亿在房地产和企业股份当中，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笔腐败资金，逃避外汇管制，大约每年向境外转移300多亿美元，10年4000亿美元。这就是所谓资本外逃。外逃指违法违规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包括走私、贩毒、洗钱、逃骗税、逃骗汇，2000年国家查处的数额为300亿美元。可以说，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90%的腐败资金还没有逃出去。而逃出去的腐败资金，又有一部分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这就是洗钱以后的再投资，这就是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融合与总循环。

　　国内资本净外流

　　与投机资本转向

　　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不是一个概念，资本外逃是非法的资本外流，总规模4000亿美元，其背后还有10倍的腐败资金等待外流，这种外流的冲动是体制性的，是违反法律的非法资金寻求合法性的动机所致。国内资本净外流，是因为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原因。而国际资本内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投机资本和洗干净以后加入国际投机资本行列的国内腐败资金，其内流还是外流，则受中国宏观经济状况和政治条件左右。

　　国内外流的主要是货币资本，包括：国家外汇储备9000亿美元，居民和企业合法存款4000亿美元，腐败资金4000亿美元，共17000亿美元货币资本。同时我国引进了60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这是实物资本，包括设备和知识产权。以货币形式进入国内的国际投机资本，在2000年以后才成规模，大约4000亿美元，进入中国的资本总共是10000亿美元。综合算账，中国资本是净外流的！规模有7000亿美元之巨。

　　这样的结果似乎违背人们常识，却不违背经济学原理。按照宏观经济平衡式，国内储蓄应该等于投资。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有资本的净流入，而中国自1993年以后，储蓄连续大于投资，因此只能是资本净外流。此时如果再以优惠政策引进外国实物资本，或者默认国际投机资本进入，那么国内的过剩资本就会以外汇形式被更多挤出。1万多亿美元在国际上周转，风险极大，即使投入最安全的美国国库券，年利率也只有4%，而国际资本在中国生产，年利润不可能低于20%，如果投机成功，年收益超过100%也有可能。

　　所以说，中国与国际经济长期以来处于“非均衡”的运转之中，对于中国来说，获得了出口导向的生产和就业收益，却付出了资本运转收益低的成本，现在尚可以说是利大于弊。如国际关系紧张，评价体系就会变化。是我们撤资威胁美国呢？还是美国扣留我们的财产呢？结果可想而知，我巨额国家外汇储备，未必可以撤得出来，这是基本国力和互相依赖程度的不对称所决定的，后果不堪设想。

　　10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的非均衡，中国与美国经济之间的非均衡，中国出口的繁荣掩盖了资本净外流的现实；国内腐败资金外逃，则被国际投机资本内流所掩盖。真正危险的是，这些投机资本早晚是要出去的，如果在某些因素诱导下集中回流，一场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回流的契机是什么？

　　——美国突然大幅度提高利率，向国际转移危机；

　　——中国外部环境紧张，与日本或台独发生冲突；

　　——中国内部政策调整得罪了权势利益集团，他们散布“改革停止了，左派上台了，社会主义复辟了”等论调，制造舆论和恐慌情绪，鼓动资本外流。最近关于改革的争论已涉及到国家合法性和改革方向等问题，如果调整继续下去，如取消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独立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国际投机资本与国内腐败资金可能互相配合，以撤资进行威胁也是可能的；他们进一步获得国际霸权的支持，以周边关系，贸易制裁，经济封锁等办法干涉我国内政，也是可能的。如不就范，他们联合起来制造再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可能的，所有这些，国际投机资本的转向，是一个晴雨表。

　　人民币自由兑换应该慎行

　　人民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是中国没有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世贸组织也只是要求贸易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中国早已达到了这个要求。几年以来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已放开绝大部分外汇管制，包括大部分资本项目，只保留对于投机资本进出的限制。但是，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干扰舆论，尽快实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呼声日甚一日，旨在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改革紧锣密鼓。考虑到国内腐败资金要求外逃的意愿，这样的改革动机恐怕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我们说某些改革可能造成危机，就是指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一类。投机资本进出自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是破坏市场均衡的力量。不仅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认识的，国际上严肃的主流经济学也是这样认识的，天才的大投资家，投机资本代表人物

索罗斯也是这样认识的。他有专著论述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如果放弃国家管制，必定自动产生泡沫经济和金融崩溃。10年以来无数事例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某些政府监管部门，那些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洗了脑子的决策者和研究者，竟然执意要金融危机之覆辙。应该说，最大的危机潜在因素，就是他们这些人占据了要害部门，就是他们这类思想影响到决策层。

　　如果放弃对于投机资本的外汇管制，国内腐败资金必定集中外逃，不仅要兑换外汇，还要挤兑人民币，抛售股票和房地产。届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国国内政策继续按照新自由主义方向演进，国际投机资本会继续流入弥补缺口，保持宏观经济平衡与稳定。这是继续以渐进方式实现与国内腐败资金的置换与融合。另外一种，就是国内政策调整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向我们转嫁危机，那么就会形成国际投机资本从流入到流出的转向。国内腐败资金也会加入一起外逃。国内会出现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人民币和外汇的挤兑，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此时的政府，如果继续维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就只搞通货膨胀，接下来是

物价上升与人民币贬值，银行与企业危机接连爆发。最终迫使政府恢复更加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此时，大家最不希望的“计划经济”可能局部地恢复，经济增长不能维持，中国将进入一个比较大的经济调整期。此时的外汇管制如果触动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腐败资金的根本利益，他们仍旧不会罢手，中国崛起被人破坏，大好经济形势就会毁于一旦。

　　货币自由兑换是需要条件的。若法制不完善，经济秩序混乱，社会腐败，权势者和管理者盗窃社会财富，必然发生社会财富大规模逃出，汇率贬值，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以硬通货流出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损失大半。在中国改革没有完成，制度未曾完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绝不可以轻易实行。

　　我们的建议是，停止目前一系列旨在实行“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不能以改革的名义为投机资本创造通道，包括QDII、QFII、股票期货、上市公司对外资开放等。

　　新自由主义攻击我们管制投机资本是自我封闭，实际上一般正常用汇已基本放开，即使许多非正当的用汇，也可以通过香港，和大城市地下金融进行，外汇的使用并没因此而降低效率。从宏观稳定角度看，国家没有必要从法律上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或者搞QFII和QDII这类合法的资本通道。

　　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应摒弃新自由主义规定的“自由化”方向，把重点放在规范市场经济，特别是防止权力资本化方面来。对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包括腐败资金，应该用中国智慧予以妥善解决，既不完全否定改革以来的利益关系，也不能对巨大的腐败资金退让，甚至让他们的利益导向影响国家决策。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后，再考虑人民币自由兑换也不迟。(作者扬帆 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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