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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高 坡
上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的时候，与温家宝总理三次谈起了世界杯，而在温家宝与默克尔会晤之前，温总理与安南的会谈同样离不开世界杯。世界杯已经成了无论老百姓还是政治家都绕不开的话题。
两年前的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7比0击败中国香港队后，中国队的部分官员及电视评论员甚至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获得了10强赛的出线权，对足球规则的误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与足球的距离。广州的失败彻底褪去了中国足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当裸奔的中国足球回忆起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经历时，更像是足球赐予我们的一次质不优、价不廉的旅行而已，留给我们记忆的，除了一球未进的尴尬就是让韩国人赚得盆满钵满。中国人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韩国人是赢家。也许是看到了韩国人的成功之处，所以无论是默克尔还是贝肯鲍尔，都对中国缺席德国世界杯表示了遗憾。
世界杯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世界第二大体育盛事，世界杯的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奥运会。今年3月，国内各体育媒体纷纷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有意申办2018年世界杯的消息，尽管不久以后官方否认了媒体的报道，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举办世界杯的确成为了中国人又一个梦想。
为什么是2018年？此前，国际足联确认世界杯应由各大洲轮流承办，因此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及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后，2014年的世界杯理应由美洲国家(包括南北美洲)承办，按照这样的顺序，2018年时，世界杯将有可能再次由亚洲国家承办。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顺序，在投票选举2006年世界杯举办地时，尽管世界舆论一致认为应该由南非代表非洲大陆来承办，但是德国人依然利用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虎口夺食，取得了世界杯的举办权，而南非最终获得了2010年的世界杯举办权更像是国际足联给予的安慰奖。
足球同样是需要强权的。南非申办世界杯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在非洲内部，他们就面临着埃及、尼日利亚等国的竞争，即使在获得非洲内部的统一支持以后，也要面临着非洲足球在世界足坛的话语权问题。代表非洲足球的国际足联副主席哈亚图，是一位仅次于布拉特以及约翰松的强权人物，而哈亚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布拉特与约翰松之争的胜负手，是布拉特极力拉拢的人，也正因为有了国际足联内部的支持，南非才得以在第一次失败后迅速东山再起，获得了2010年的举办权。同样，在韩国申办2002年世界杯的过程中，也正是有了郑梦准的存在，才使得韩国人后来居上(提出申办的时间晚于日本)，获得了与日本共同承办的权利。
这就是中国申办世界杯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在国际足联的话语权问题。张吉龙作为中国足协的副主席，在中国成功晋级2002年世界杯的决赛圈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更有甚者认为是张吉龙的“手”将中国抽进了世界杯。申办世界杯是一项集体外交、集体公关的工作，但中国，无疑还缺少一位自己的“郑梦准”。
不过，仅仅有外交公关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让别人在选举中投你一票，没有足球场上的成绩永远只是空谈。根据国际足联不成文的惯例，申办世界杯需凭实力进入之前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圈。这就意味着，在2012年选举产生2018年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候，中国必须拿出在足球场上相应的成绩来，最低要求也就是要打进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但在澳大利亚脱离大洋洲足协而加入亚足联之后，在国内足坛存在混乱的情况下，中国队想打进世界杯谈何容易？也许，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将是中国足球重新洗牌的最佳时机。
从1991年提出申办2000年奥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中国人为奥运会等候了17年的时间，而世界杯呢？如果2018年申办失败或不申办，也许我们将等待下一个轮回，那也许将是2030年。
世界足坛的盛会不能缺少了中国人的参与，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式音乐会中，中国年轻的钢琴演奏家朗朗将现场演出，而中国足球，何时才能在世界足坛的最高殿堂奏响自己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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