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再平衡挑战

　　中国再平衡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目前对出口和固定投资的依赖性过大，这两个板块目前共占中国GDP的70%至80%；而且，两者仍然以大约25%的年增长率继续增长。如果让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就会有威胁。多年快速的出口增长已导致了严重的贸易磨擦并且加大了保护主义的风险。如果中国的出口继续无限制地增长，这些压力只会增大。最近华盛顿从政治层面施加的压力，仅仅是规模可能更大得多的冰山的一角。

　　此外，投资如果持续猛增，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和

通货紧缩。中国在钢铁、机动车、铝、水泥和

化工领域的产能过剩情况已经很明显。未来，如果按照每年25% 幅度的持续快速增长，投资在中国GDP 中所占的比例(2005 年达到45%)将会有突破50%上限的危险。即使在日本和韩国以前经济发展全盛时期，这一比例也从来没有超过45% 。

　　另一方面，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模式的可持续性也令人置疑。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外部矛盾越来越令人担忧。尤其是过去4年，工业产出大幅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6% 。制造活动的无限制增长已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恶化、工人安全问题和中国战略性原材料

供应链的间歇性瓶颈，特别是石油和工业用金属。

　　近几年来，中国在全球多个大宗商品市场的需求比重大幅度上升——致使原材料价格猛涨并给许多企业造成严重的成本压力。这些不断加剧的外部矛盾充分表明，中国已开始承受其本身成功所造成的种种压力。2006年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令人惊讶的10.2% 年增长率，这仅仅证明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增长率越高，外部矛盾就越令人担忧。

　　同样，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占2005 年GDP 47.3%)和服务业(占40.3%) 的组合还表明，中国经济在另一个层面也出现了扭曲。按照定义，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因此，对于中国创造就业的挑战来说，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机会。然而，以制造业主导的增长势头却使中国走向了另一条路——事实上是向增长倾斜，而不是重视就业。这与以改革为导向的体系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还不断在裁员。

　　中国所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更好良方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只有实现经济组合的转变，中国才能纠正这些失衡现象，避免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影响。

　　再平衡策略

　　好消息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十一五”规划谈到的全是即将进行的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它突出强调了再平衡的三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适当调整总的发展目标。该规划提出到201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7.5%，这明显低于前25年9.5% 的平均增幅。这不应被看作是令人担忧的下降，而应被看作是为提高中国增长质量而做出的努力。把增长目标从数量转到质量，应当被看作是中国坚持改革承诺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二个方面是政府准备在未来五年调整GDP增长的组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率先强调了增加消费和服务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的必要性。他还强调了加强社会保障以及农村地区的医疗和教育。要完善收入保障，进而降低过度的预防性储蓄。中国经济活动组合将发生转变在数字和时间上可能产生的差异， 与未来五年比较温和的GDP增长目标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在新增消费支持到位之前，来自出口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动力可能已减退。

　　金融改革是中国再平衡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重点主要是放在银行业改革上。然而资本市场也是同样急切地需要进行改革，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最近，货币改革已引起相当大的注意，这部分体现在与美国日益紧张的双边贸易关系上。中国于2005 年7 月开始实行新的外汇体制，这是在这方面迈出的令人鼓舞的第一步。与此有关的是，中国高层金融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积累过多表示了担心。对实际经济进行再平衡，增加国内消费，将会使中国进口实现更快的增长，同时缩小贸易顺差并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增速。因此，对实际经济进行再平衡可以使中国在扩大和深化金融领域改革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许多外国的政治家——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家——认为大幅度和快速的货币升值应是中国再平衡策略的核心。由于中国在金融领域进行的改革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中国担心大幅度的货币调整有可能对体制的稳定造成冲击，尤其是对银行体系和国内中国公司外部风险承担造成影响。我认为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只要中国在把经济增长组合从外需转向内需上取得进展，再平衡就会成功。战术由中国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贯承诺的让货币循序渐进的升值看来十分有道理，也很可取。

　　影响

　　中国再平衡将对中国以至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从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再加上这种再平衡所意味的总体GDP 增长的适度调低，很可能会在世界范围产生三个潜在、极为重要影响。

　　大宗商品市场

　　投资增长放缓可能会减低中国在众多工业商品市场需求一方的影响力。2005年，中国虽然仅占世界GDP的4%左右，其对铝的需求约占全球总量的25%，铜、钢铁和煤的需求约占全球总消耗量的30%～35%。按照“十一五”规划，未来几年中国工业活动的速度将会放缓，工业原材料市场需求方面的压力也会随之缓解，这意味着商品价格上涨风险会下降。中国在新的五年规划中还提到将致力节约能源——目标是在未来五年把每GDP单位的能源耗用量降低20%，同样可能会推低油价和成品油价格。

　　货币与贸易紧张关系

　　由于要进行再平衡，中国可能会更倾向于人民币升值，把它作为促进从过度出口增长的转变和刺激内需的一个手段。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将仍然取决于其金融系统是否稳定。拉动消费的举措也会增加中国进口的需求，降低中国的净出口顺差，进而为日本、台湾和韩国等主要亚洲贸易伙伴提供支持。人民币升值加上外贸顺差减少，应能有助于缓和目前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一股反华贸易情绪。

　　中国的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不会在一夜间改变。然而他们将在未来的3～5年担当重要角色。发改委马凯主任强调，重点将首先是建立消费市场的基本设施。这意味着重点将放在涉及分销和运输服务的劳动力密集行业上——表明了机遇不只存在于批发、零售和全国性运输业，同时也存在于以电子通讯为本的贸易零售系统。以人民收入和安全网保障得到改善为前提，中国消费品行业在未来几年的成长，应体现在价值链上从软产品到硬产品的迅速提升。

　　风险与希望

　　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到极限，现在该进行再平衡了。这种中途进行的调整并不是没有危险。与以往一样，对稳定构成的风险是排在第一位的危险，而且国有企业继续分崩离析，失业率上升的风险仍然是这方面最大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不能轻视依靠出口和投资支撑的转型——尤其在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情况下。过去25年增幅为9. 5%，而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设想，到2010 年期间增幅要降到7.5%。长期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一直被视为中国解决改革所造成的失业问题最有效的良方。对于一个每年需要新增大约800万就业岗位才能保持城市失业率稳定的经济体来说，让增长减速是了不得的事情。

　　好消息是，中国要信守改革的承诺，并不需要达到9.5% 的增长———7.5% 刚好合适。我认为中国能够应对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个理由：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目前进展顺利，每年下岗人数近期有所下降， 大约为200 万工人——与以前每年近700 万人下岗相比大大降低。第二，新规划中强调服务业是特别令人鼓舞的，因为它要刺激的是经济活动中劳动力最密集的行业。由于这两个原因，中国在不影响改革重点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再平衡所造成的冲击。

　　中国必须直接面对再平衡的挑战。如果一切都按规划实施，不仅目前过大的增长压力可以得到缓解，而且中国还可以实现从注重增长数量向注重增长质量的重要转变。其结果将是增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增长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平衡，更具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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