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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贵州省5·2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了犹未了。了，是因为处理程序已经完成，死者已经入土，赔偿已经发放，矿井已经关闭，责任人员正在受到追究；未了，是因为事故并未能够“善后”，死者家属仍在诉冤。《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事故中的死者家属获得的赔偿是5000元钱和500斤粮食。
这与其说是赔偿，不如说是捉弄。生命本来不可以标价，即使按照现在通行的做法和贵州省的有关规定，每名死难矿工赔偿20万元，也无法换回死难矿工的生命，哪怕生对他们不过意味着苦难的延续，但并不能改变人们“乐生避死”的本能。对死亡矿工给予再多的赔偿，也不能真正通过价格方式衡量出生的价值，而只是聊以安慰家人，只是让有关责任方面(矿主以及政府)能够有所警戒。5000元钱，500斤粮食，是否能够让死者家人得到安慰，是否足以让有关责任方面能够有所警戒呢？
如果纯粹以经济眼光来看待，人的生命或者是可以定价的。一个人一生能够赚多少钱，这可能会成为生命定价的标准，如此认识赔偿问题，根本上忽视了人作为生命个体超越赚钱机器的价值。这种眼光与黑社会“做活”的定价原则并无区别。黑社会做活，剁手多少钱、剁脚多少钱、取一条命多少钱，都有价格，这种价格的存在，以把人不当成血肉之躯为前提。很遗憾，这种把人不当人看的眼光却可能变成一种“官员思维”。无论什么事情，好像都可以转化为“无非是赔钱”，人的生命也因此被蔑视为可以被“一般等价物”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20万还是5000元，只要你真的认为那是“生命损失赔偿”，都一样地陷入了“生命可以定价”的逻辑，而5000元不过是把生命看做是一件更加廉价的物品而已。
从毕节地区行署专员的说法来看，5000元赔偿应如此理解:按国家赔偿标准办理的前提之一，是煤矿合法，证照齐全；而威宁这起事故是非法采煤窝点，所以政府不承担赔偿；又考虑到受难家属的实际困难，政府会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矿主的刑事连带民事责任给以补偿；不过，矿主的可查账户存款为零，政府拿出5000元钱和500斤粮食来，还算是做了一桩恩德齐天的事。性质既是如此，死者家人应该下跪“感谢政府”才好。
我看了这种解释，觉得很是开窍。有人开办了黑矿，没有管好的责任在谁，如果非法事情搞出了人命，政府就不负责赔偿，政府就太好当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扩大非法面，缩小合法面，非法的事情多起来，政府的赔偿责任就可以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当然，如果再做些官商勾结的勾当，就更可以算纯利润。
又一位毕节行署的领导道出的隐情，更令人有谋略深远之感。这位领导说，毕节经济落后，威宁更是贫困县，如果按国家规定赔偿20万元，不但财政运转不过来，还可能引发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故。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位负责人就此质问:你的意思是不是担心矿工为了这20万赔偿主动送死？不知毕节这位领导是怎么回答的，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真要叹服其深谋远虑了。
主动求死的防范算是解决了，但如此赔偿又能不能减少被动死去的现象呢，矿主可以放心了，只要“可查账户上存款为零”，不妨放开干。还是回到“乐生避死”的本能上来吧，国外的赔偿，动不动几百万美元，没听说谁因为“一辈子赚不上这么多”就搞出事故来送命。电影上倒有，二十多年前日本电影《人证》中，一个美国黑人为了让儿子到日本探望母亲，主动撞车换取保险费。据说那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我想也是，一个社会搞到有人宁可找死去换取赔偿金，真是很不光明。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我不敢说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真的发生，但假如发生了，那不是执政者更大的失职吗？可惜，毕节的这位领导从人们“主动寻死”的可能性中思考的，是以低价赔偿的方式来加以防范，而非自己的执政责任，按古话讲，“良可怪也”。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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